[摘要]本文分析了農村稅費改革的難點，探討了其對策選擇基點。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迎難而上，加快農村稅費改革的對策建議。一、農村稅費改革的難點。（一）鄉村負債積重難返，鄉村運轉難度增大，增加了稅費改革推進難度。（二）改革意見分歧大，改革試點模式少，下藥對癥難。（三）體制運行慣性大，配套改革復雜性強，稅費改革異化易、鞏固難。（四）農民負擔監督難，抵制農民負擔增長難。二、農村稅費改革的對策選擇基點。（一）農民負擔問題出在下面，根子卻在體制。（二）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稅費改革；鞏固農村稅費改革的根本途徑，在于稅費外，在于以宏觀改革為根本，深化整個配套改革。（三）減輕農民負擔和提高農民收入，都是農村發展的當務之急。盡管從長期來看，增收比減負更重要；但就近期而言，減負和增收同樣迫切。三、簡短的結論。

　　早在90年代初期，在一些地區，農村稅費改革就已經被提上議事日程。2000年，全國首次以省為單位在安徽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近年來，由于中央反復強調要加快農村稅費改革，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但是，迄今為止，這種改革離預期的要求還有相當的差距，仍然可以說是任重道遠。之所以這樣，很大程度上，與農村稅費改革面臨的難點和對策選擇基點問題有關。因此，對農村稅費改革的難點和對策選擇基點加強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促進農村稅費改革的順利進行。

　　一、農村稅費改革的難點

　　從近年的經驗來看，農村稅費改革面臨的難點，主要有以下4個方面：

　　（一）鄉村負債積重難返，鄉村運轉難度增大，增加了稅費改革推進難度

　　1.鄉村負債積重難返，增加了農村稅費改革的難度。在農村稅費改革以前，鄉村負債可以通過農民上繳的村提留和鄉統籌來消化，也可以通過開辟名目繁多的稅費向農民收取。但即便如此，鄉村負債問題仍然越來越重。農業部1997年對10個省的一項調查顯示，鄉級和村級的平均負債規模，已經分別達到近400萬元和20萬元。鄉村負債積重難返，不僅是增加農民負擔、導致農村稅費收取難的重要原因，也成為鄉村干部的精神包袱，牽扯了他們很大一部分精力，影響其從事鄉村公益事業、促進鄉村發展的積極性，包括從事農村稅費改革的積極性。

　　2.稅費改革往往導致鄉村可用財力進一步減少，鄉村組織的運轉困難明顯增大。鄉村收益增加，往往是增加農民負擔行為的直接結果之一。農村稅費改革，如果要真正高舉減輕農民負擔的大旗，就幾乎必然會導致鄉村可用財力的進一步減少，至少長期情況是這樣。謝仁生等（2000）對江西宜春地區的調查資料顯示，農村稅費改革后，鄉村實際收入大幅度下降，導致農村公益事業難以為繼，形勢不容樂觀。2000年9月，我們對安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專項調查表明，至少從近期的總體情況來看，安徽試點導致了鄉村可用財力減少，其程度是明顯的，其中村級可用財力的減少幅度更大。鑒于鄉村機構臃腫、運行費用大的問題短期內難以根本解決，由農村稅費改革所導致的鄉村可用財力迅速減少，必將進一步演化為鄉村組織的運轉困難。在那些收入主要來源于農業的鄉村，問題更為嚴重。

　　3.鄉村可用財力的減少，鄉村運轉困難的增加，可能會影響農村稅費改革的順利推進。減輕農民負擔，進行稅費改革，是黨和政府的一貫政策，也是廣大農民的強烈要求。但是，這種政策與其他政策一樣，最終都需要鄉村組織和鄉村干部去落實。因此，鄉村組織的正常運轉，鄉村干部的積極工作，是保證稅費改革順利推進的基礎。而鄉村可用財力的減少，鄉村組織運轉困難的增大，會不會導致這一基礎發生動搖？會不會引起鄉村組織“從對自身利益的關心上”去抵制這項改革？會不會從需求上拉動農民負擔的增長，抵消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果？對于這些問題，簡單地回答“不會”，可能是過于樂觀了。

　　（二）改革意見分歧大，改革試點模式少，下藥對癥難

　　農村稅費改革及與此相關的農民負擔問題，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成為農村研究中的熱點問題。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是，迄今為止，基本上仍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改革意見分歧較大。當然，此項改革是個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同的研究者由于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在改革的意見上出現分歧，本是正常的。不同意見的存在及其相互碰撞，還可以為本項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和改革方案的進一步科學化，提供良好的基礎。問題的關鍵在于，當前在農村稅費改革問題的研究中，存在以下問題：（1）有些研究者往往較多地關注改革方案的提出，很少考慮方案的完善或實施；甚至有些方案的設計過于理想化，過分強調改革的必要性，對于改革方案實施的可行性和階段性，則較少考慮，進而導致其設計的方案往往難以付諸實踐。（2）不同的意見之間，往往是鳴而不爭，缺乏有效的“兼容”和“取長補短”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研究的深化和改革方案的完善。（3）有關方面對于改革試點的態度，往往存在科學性不足的問題。對改革試點方案的取舍，往往難以進行科學、充分的論證；對試點工作的評估，難以進行全面如實的分析和堅持不懈的冷靜跟蹤。農村稅費改革的根本鞏固，取決于行政體制和財稅體制的改革；而行政體制和財稅體制改革成果的根本鞏固，又取決于宏觀層面的改革。但是，近年來，在少數地縣級層次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中，往往將行政體制和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較多地放在鄉村層面，對于地縣級層面的改革，則較少涉及。為什么會這樣？地縣級層面的改革，涉及到試點決策者的自身利益，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問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往往難以避免模式單調和代表性不強的問題，難以通過試點前的多方案篩選、試點中的多方案比較和不斷總結完善。促進農村稅費改革研究的持續深化，及時地檢驗和修正改革方案的理論設計，以便更好地做到對癥下藥。當前，一些地方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在相關配套措施的選擇上，往往過分關注中微觀層面的改革，輕視宏觀改革的配套協調；為什么這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稅費改革試點的模式單調，代表性不強。

　　（三）體制運行慣性大，配套改革復雜性強，稅費改革異化易、鞏固難

　　農村稅費改革的過程，實際上是個與此相關的不同利益主體之間進行利益調整和再分配的過程。在此項改革的決策過程中，政府往往具有重要的驅動作用。但是，從路徑選擇及其結果來看，農村稅費改革絕不單是一個政府的事情，它其實是各種利益主體之間互相抗衡和妥協的過程。因此，研究農村稅費改革，必須關注改革過程中相關利益主體的行為和反應。這些利益主體的行為和反應，關系到一個焦點問題：稅費改革的成果到底能不能鞏固？稅費改革的過程，會不會出現異化？

　　在稅費改革中，影響較大的利益主體，主要有4類：農民，鄉村組織，政府部門（指面向農民收取行政事業性費用和政府性基金、集資的行為主體，包括從事經營性收費的政府辦服務組織），黨政主要領導層（黨中央、國務院及其在省地市的對應機構）。一般來說，在稅費改革中，如果能夠真正高舉“減輕農民負擔”的大旗，那么，農民將是得益方，也是改革的最大支持者。但是，至少從改革的初期和直接效果來看，農村稅費改革極易導致鄉村組織的運轉困難增大，導致政府部門稅外收費被強令取消或嚴格規范。因此，從自身利益出發，鄉村組織和政府部門容易對改革產生消極抵觸情緒。但黨政主要領導層的高度重視和超常強化的組織領導（包括成立高規格的領導機構、加強監管等措施），會從外部形成強大的壓力，迫使鄉村組織“積極參與”改革，迫使政府部門收斂其面向農民的收費集資行為，從而“積極配合”改革。因而，在短期內，農村稅費改革要取得一定的成效，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基于以下原因，農村稅費改革往往難以回避短期見效易、長期鞏固難，改革啟動易、防止異化難的問題。

　　1.農村稅費改革的過程，難以始終處于超常強化的組織領導之下。從各地農村稅費改革的經驗來看，稅費改革的短期見效，與黨政主要領導層超常強化的組織領導是息息相關的。如在安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中，成立了高規格的全省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由省委書記任組長，省長任副組長；并從有關部門抽調人員，組成了省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仿照省里的模式，全省各地市、縣和鄉鎮，也相應成立了強有力的機構。這種超常強化的組織領導，對于安徽試點在短期內取得良好的效果，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這種事實不由得使人產生這樣的疑問：如果組織領導稍有松懈，或回歸常態，對于農村稅費改革，鄉村組織的“積極參與”和政府部門的“積極配合”，會不會大打折扣？而沒有鄉村組織的“積極參與”和政府部門的“積極配合”，稅費改革的后續成效會不會明顯低于試點初期？對于這樣兩個問題，簡單地說“不”，恐怕都是過于樂觀的。事實上，農村稅費改革無論是在何處進行，要長期處于超常強化的組織領導之下，都是難以做到的。撇開其他因素不論，盡管從短期來看，增加農民收入和加快推進農村稅費改革都是農村發展中亟待解決的迫切問題，但從長期來看，農民增收問題卻是一個比稅費改革更為重要的問題。這些更為重要的長期問題，會不會導致黨政主要領導層分散其組織領導稅費改革的注意力？在此，我們提出上述問題，可能不是杞人憂天。近年來，在其他地方早先進行的稅費改革試點中，類似問題已經出現。當然，安徽試點作為全國首家以省為單位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不僅有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還有中央的重視和監督，所以，在上述問題上，可能有些例外，要比一般情況更為樂觀。

　　2.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力量對比關系，可能導致農村稅費改革的過程蘊藏著出現異化的較大可能性。從集體行動理論來看，相對而言，農民集團是個大集團，鄉村組織和政府部門則是小集團。這些集團之間盡管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其具體利益的差別也是明顯的。基于這些利益差別，“較小的集團常常能自愿組織起來采取行動支持其共同利益，而大集團則通常做不到這一點”。因此，“‘特殊利益’小集團，或者說‘既得利益者’，具有異乎尋常的力量”。“較小的集團（特權和中介集團）常常能戰勝大集團”（曼瑟爾。奧爾森，1996，P35）。可見，如果不從根本上改革現行行政體制，那么，相對于農民集團，鄉村組織和政府部門對于稅費改革的影響力，最終將強于前者。據此，我們不難預見，隨著稅費改革的推進，鄉村組織和政府部門運用自身資源，肢解、異化稅費改革的進程，也將呈現加快態勢。這一點，從下列前車之鑒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從1994年開始，在安徽太和、湖南新晃、貴州湄潭、河北正定等縣，進行了以農業稅費征實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試驗，也稱“公糧制”改革。在這項改革的運行中，一方面，每個試點方案，都是在既掌握權力、又有很強的利益動機的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的討價還價基礎上形成的；另一方面，在方案的執行中，往往只能由各部門掌握標準來具體操作，以至這項改革最終因改革者對地方政府沒有約束力，而成為一種“無規則游戲”（溫鐵軍，2000，P432）。在農村稅費改革中，隨著上述肢解、異化進程的加快，農民的稅外負擔能否真正控制得住？政府部門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能否真正取消得了？或者取消后，會不會卷土重來？過去農村“一事一費一制”的籌資思路，會不會死灰復燃，導致農民負擔新的反彈？鄉村可用財力捉襟見肘的窘境，會不會促使鄉村組織大膽“創新”，將農民負擔轉嫁給鄉鎮企業負擔？這些問題，恐怕很難說。

　　3.配套改革的復雜性，增加了改革前景的不可預見性，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的鞏固，增加了新的障礙。稅費改革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改革的成效到底有多大，改革能不能持久深入地進行下去？這一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改革的內容能不能得到相關配套措施的呼應和配合。以安徽試點為例，為有效地推進這項改革，采取了七個方面的配套措施：（1）進一步清理各種涉農收費項目，堅決取消所有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費，建立農民負擔的監督機制；（2）完善鄉鎮職能，精簡鄉鎮機構和人員，積極開展鄉鎮機構改革；（3）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4）完善鄉鎮財政體制，規范縣、鄉、村之間的分配關系；（5）積極發展鄉鎮及村級集體經濟，培育和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6）規范征收行為，加強農業稅征管；（7）加強監督，保證各項改革任務落到實處。實際上，上述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一個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遠非朝夕之功所能完成，前景難卜。況且，以上配套措施，仍然主要局限于中微觀體制層面的改革。要鞏固稅費改革的成果，必須從根本上加快宏觀行政體制和財稅體制的改革。但這些方面的改革，難度更大。有人說，稅費改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其實，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稅費改革牽一發，需要動全身。

　　從近期的一些改革試點來看，由于農村稅費改革往往導致鄉村可用財力明顯減少，由此引發的3個問題值得高度警覺，并防患于未然。其一是鄉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明顯下降，甚至出現鄉村沒人愿意當干部的現象；其二是鄉村組織的必要功能難以發揮，形成新的農村不穩定因素；其三是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迅速下降，甚至嚴重制約農村發展。實際上，在上述3個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都與配套改革的復雜性密切相關，也都可能導致稅費改革鞏固難。

　　（四）農民負擔監督難，抵制農民負擔增長難

　　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效，從根本上說，取決于稅費改革及其配套改革的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對農民稅費負擔的監督狀況。對于農民稅費負擔的監督主體，主要來自兩個方面：農民（組織）和政府，特別是高層政府。農民負擔是對農民現有利益的再分割。因而，農民之間對于監督和抵制負擔的增長，具有共同的利益。在此方面“監督”的改善、“抵制”的增強，相當于針對農民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增加。但是，在當前農戶小規模家庭經營的體制下，作為農村交稅納費主體的農戶，不僅是高度分散的，也是小規模的。公共產品生產的外部性，單個農戶在此方面加強“監督”“抵制”的成本，與其所得的嚴重不對稱性，以及為數眾多的分散農戶之間較高的組織成本，往往導致農戶缺乏足夠的動力去進行這種監督與抵制。因而，在抵制和監督農民負擔的增長方面，同樣難以避免公共產品生產中的“搭便車”問題。這種“搭便車”問題的存在，決定了農民對其負擔增長的監督和抵制，往往是嚴重不足的、低效的。除非這種負擔問題，在一定范圍內激化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否則，單個農戶抵制負擔增長的最有力形式，往往就是“以死抗爭”。

　　此外，農民要對其負擔狀況進行監督，還會受到信息不對稱的困擾。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法規，是農民監督和抵制負擔增長的有力武器。但在當前情況下，農民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往往導致農民并不一定很清楚，哪些負擔是合理合法的，哪些負擔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在有些地方，政府部門有意無意地減少對有關減負政策的宣傳，由此還進一步增加了這種信息不對稱程度。這種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存在，實際上使農民對其負擔增長的監督和抵制更為艱難。

　　如果從廣義上來理解政府，那么，對于農民負擔的增長，來自政府的監督和抵制，往往也難以達到有效的實施。原因很簡單，主要有以下兩點：（1）對于政府有關部門增加農民負擔的行為，對于農民負擔的總體狀況，政府主要領導人往往并不完全知曉。這種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存在，往往導致政府主要領導人對其有關部門增加農民負擔的行為，難以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抵制。（2）近年來，農民負擔越來越重，實際上是一級一級層層加碼加出來的，從上到下層層搭車搭出來的。各級政府部門自行出臺的收費、集資項目和達標升級活動，各種官辦服務機構的強行服務收費，才是形成農民負擔的主要源頭。在許多地方，鄉村機構臃腫，鄉村組織的搭車收費和亂收費，對于增加農民負擔可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如果沒有波瀾（鄉鎮以上政府部門的收費、集資和達標升級活動），鄉村組織的“推波助瀾”，也就無從談起。既然如此，要靠來自政府的監督和抵制，在減輕農民負擔、規范農村稅費制度方面取得明顯的效果，在總體上就是比較困難的。

　　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從1994年開始，進行了以農業稅費征實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試驗。這項改革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在增加農民負擔方面，地方政府和部門的權利是很難“自我約束”的。最近發生的兩個故事，也或多或少地說明了，如果主要寄希望于政府部門的自律行為（或政府監督其部門），是難以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的。一個故事是，四川省某村黨支部書記，因向農民宣傳減負政策，被判3年勞教；卻因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在出獄時受到農民鳴炮歡迎。另一個故事，則是一本宣傳中央減負政策的書，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暢銷后，被有關部門要求“不惜一切代價收回”。

　　監督農民負擔增長的艱難性，在很大程度上，還源于測度農民收入的困難性。負擔重不重，很大程度上，是相對于收入而言的。同樣的負擔額度，如果收入高一些，負擔就顯得輕一些；如果收入低一些，負擔就顯得重一些。但是，在當前以小規模農戶分散經營為主的格局下，如何準確測度農民收入，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龐大的測度成本，不僅使這種準確測度難以實現，還為農民收入“泡沫”的形成，提供了方便條件。

　　二、農村稅費改革的對策選擇基點

　　（一）農民負擔問題出在下面，根子卻在體制

　　近年來，一方面，中央對于減輕農民負擔、保護農民利益問題，一直高度重視；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基層政府特別是鄉村組織，往往巧立名目增加農民負擔，并且工作方式簡單粗暴。據此，有人認為，減輕農民負擔，“好人”出在上面；增加農民負擔，“惡人”出在下面。

　　我們認為，農民負擔問題及與此相關的農村稅費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由一些體制性原因引起的。具體地說，這些體制性根源主要有：

　　（1）行政體制改革嚴重滯后，計劃體制的色彩相對較濃。（2）分稅制改革不徹底，財政包干體制和稅費提成制度的影響較深。因而，在現行財政體制下，各級政府甚至政府各部門，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往往會采取下列兩方面的行為。這兩方面的行為，都會成為推動農民負擔增長的源泉。一是盡可能地上收財權，下放事權；二是千方百計地廣辟財源，自上而下層層自行出臺了名目繁多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及政府性基金、集資、罰款等，以此來向農民伸手，實現“養人”和“建設”。（3）農業稅制改革滯后，農業稅收入的正常增長，不適應農村公共支出迅速增長的需要。（4）現行農村提留統籌制度和有關政策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民不合理負擔的合法化，和農村稅費關系中不公平現象的產生。（5）與現行農村經營體制相對應，農村交稅納費主體分散，稅費征收交易成本高。（6）現行體制下農民處于不利的交易地位，農民自我保護組織缺乏。

　　從前文分析還可以看出，導致農民負擔和農村稅費問題的體制性根源，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農村稅費制度因素，其二是農村稅費制度外的制度因素，如行政體制、財稅體制、乃至農村經營制度等等。加快農村稅費改革，必須雙管齊下，將農村稅費制度改革與稅費外制度改革結合起來。

　　（二）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稅費改革；鞏固農村稅費改革的根本途徑，在于稅費外，在于以宏觀改革為根本，深化整個配套改革

　　有人認為，近年來農民負擔一直是減而不輕，在有些地方甚至“越減越重”，關鍵是沒有解決好鄉村機構臃腫、冗員過多的問題。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似是而非的。前文的分析已經表明，現行行政體制和財稅體制，是導致鄉村機構臃腫、冗員過多的基本原因。改革行政體制和財稅體制，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尋求突破，其一是中微觀層面，其二是宏觀層面。最近幾年來，在許多地方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中，對于中微觀層面的改革，往往給予了較多的關注；而對于宏觀層面的改革，則鮮有涉及。但是，就行政體制和財稅體制而言，中微觀層面的問題，根子卻在宏觀層面。前者是標，后者才是本。后者對前者具有較強的同化效應。因此，如果不對宏觀行政體制和財稅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中微觀行政體制和財稅體制的改革，雖然可能會收到一些短期效果，最終卻很難鞏固，弄不好還有可能半途而廢。

　　10年前，福建石獅市的機構改革成效卓然；近年來，石獅市又逐步走上了機構膨脹的老路。這方面的教訓，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我們認為，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出路，在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鞏固稅費改革的根本途徑，在于稅費外，在于以宏觀層面的改革為根本，深化整個配套改革。配套改革的成效，是決定稅費改革能不能鞏固的關鍵。在中國歷史上，“并稅制”改革屢屢出現，一般來說，這些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內，使“向來叢弊為之一清”；但其改革的中長期效果，卻無例外地與初衷相反。關鍵的問題在于，沒有從根本上深化配套改革，借此來鞏固“并稅制”改革的成果。因此，要把深化農村稅費制度改革，與以宏觀改革為根本，加強整個配套改革結合起來，盡快建立稅費改革的內在運行機制。

　　（三）減輕農民負擔和提高農民收入，都是農村發展的當務之急。盡管從長期來看，增收比減負更重要；但就近期而言，減負和增收同樣迫切

　　當前農民負擔問題的嚴重性，昭示了解決這一問題、深化農村稅費改革的迫切性。除此之外，農村稅費改革問題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還是因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當前農民收入增長慢，只好在減負上多下些工夫。因為，在一定意義上說，減負也意味著增收。第二，增加農民負擔比減少農民收入對于農村社會穩定的邊際負面影響更大。因為，前者實際上是從農民的腰包里取錢，后者則是少往農民的腰包里加錢。一般來說，從腰包里取錢比少往腰包里加錢，更容易引起農民的不滿。第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心理和極少數農戶捉襟見肘的經濟窘境，往往導致個別地區農民負擔的特殊增加，容易成為引發一些惡性案件的導火索。可見，按照市場經濟的思路，加快農村稅費改革，是農村發展的當務之急。

　　從長期的觀點來看，相對于農民增收，農村稅費改革和減輕農民負擔，是一個第二位的問題，增收比減負更重要。如果收入上去了，負擔下來了，自然最好。但是，如果收入增加的幅度大一些，負擔稍微加一些，問題也不大。現在的問題是，農民的收入增加慢，甚至根本上不去；負擔卻不僅下不來，還雜亂無序。因此，農民有意見，中央很重視。今后，既要重視減負問題，又要重視增收問題。但是，從長期的觀點看，應該把增收放到更為重要的地位；農村改革和發展，仍要堅持不懈地以促進農民增收為中心。任何其他工作，包括農村稅費改革，都要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不能妨礙和沖擊這個中心。只要解決了農民增收問題，農民負擔問題也就比較容易解決了，甚至可能成為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

　　當然，農村稅費改革和減輕農民負擔問題，有其特殊性。基于這種特殊性，單純增加農民收入是不能完全取代農村稅費改革的。甚至就近期而言，減負與增收同樣迫切。

　　三、簡短的結論

　　基于前文分析，我們認為，要充分認識農村稅費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迎難而上，加快農村稅費改革。為此，需要：

　　1.以提高農民收入為中心，把深化農村稅費改革與促進城鄉其他改革結合起來，積極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2.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抓兩頭（市以上、鄉以下），帶中間，加快行政體制的改革。市以上政府要率先垂范，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要把加強行政體制的改革與深化事業單位的改革、對壟斷性經營部門規范管理結合起來。要加快縣鄉機構改革和村民自治。

　　3.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對應的原則，進一步加大財稅體制的改革力度，進一步規范完善分稅制，強化稅費征管的規范化工作。要將費改稅與依法治理稅費結合起來。要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加強對鄉村負債的清理消化工作，為稅費改革的平穩推進清除障礙。

　　4.統籌兼顧，在加強鄉村機構改革的同時，將減輕農民負擔與保證鄉村組織的基本運轉結合起來，積極完善安徽試點方案，促進農村稅費改革的可持續發展。

　　5.增加試點、加快試點工作，豐富試點內容，注意多方案比較。

　　6.加快農業組織形式的創新，降低農村稅費收取過程中的交易成本。

　　參考文獻

　　[1]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6

　　[2]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3]謝仁生等：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農村發展論叢》20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