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經濟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國有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過大的問題亟待解決，產業升級加快，企業集中度提高，市場競爭激烈，就業矛盾突出，加入WTO后又面臨來自外部的競爭壓力，制約需求的內在因素很多，在這種情況下，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必然的選擇。連續4年的實踐證明，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是好的，成功抵御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全球性經濟衰退的影響，保持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另外，作為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在肯定發行建設國債積極作用的同時，還應該研究財政政策創新的問題，努力尋找其他解決財政風險與需求不足這對矛盾的有效方法，進一步提高財政政策的效率，并利用財政政策培育經濟主體內在的良性循環機制，這也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不能一說積極財政政策就是增發國債。

　　積極財政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增加社會的有效需求。沿著這條思路，我們可以尋找其他的政策手段。去年以來，經濟理論界對減稅的呼聲比較高，希望通過降低企業稅負增加企業投資，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增加個人消費支出。然而，降低稅負只是增加了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的能力，并不必然導致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的增加。因此，單純減稅的政策不可取。要想使減稅真正起到增加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的作用，就必須將稅收的減免與實際的投資和消費掛起鉤來。這一點西方國家有比較成功的經驗可借鑒，那就是企業投資抵扣企業所得稅，居民使用消費信貸可以抵扣個人所得稅，特別是后者將財政減稅政策與擴大信貸的貨幣政策相結合，放大了單純減稅的政策效果。

　　目前實行減稅政策的阻力主要是擔心減稅會使財政赤字擴大，而且擔心減稅與提高“兩個比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的目標背道而馳，會降低財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按照鄧小平同志“三個有利于”的原則和江澤民同志與時俱進的思想，評價一項政策，主要應看它是否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而不能受某一個經驗比重的束縛，所謂“兩個比重”的合理區間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也是可以做出調整的。對這個問題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絕不能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根據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財政的功能已在原有基本功能的基礎上增加了宏觀調控的功能，從長期看，應逐步提高“兩個比重”，但從短期看，則應以宏觀調控的需要為目的，必要時也可以降低“兩個比重”。

　　筆者認為，應從企業、居民兩個方面探討現階段擴大需求遇到的困境和減稅對擴大投資與消費的作用，將減稅政策與一些對經濟發展作用重大的措施相結合，以增加社會的有效需求。

　　減稅政策應與消費信貸相結合

　　目前，一般性消費品在城鎮家庭已經基本飽和，城市居民消費已開始向住房、汽車等更高級的消費升級，而這次消費升級與80年代的老三大件、新三大件的升級相比，級差要大得多，因而積累期也要長得多。于是，就出現了市場需求斷層的現象。解決這一矛盾，對擴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從各種政策建議中看，發展消費信貸不失為一個好辦法，也已為美、英等發達國家的實踐所證明。然而，在實踐中，并沒有如經濟學家所預想的出現消費信貸火爆的場面。究竟是什么原因？

　　從各媒體的報道看，經濟學家們將原因歸之于缺乏信用體系，銀行貸款缺乏安全感。筆者認為，缺乏信用體系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從美國人消費資信的心理分析便可找出個中原因。我們從一些報道可知，近幾年美國居民總儲蓄為負值，這讓我們這些中國人很難理解，難道美國人就沒有意外之需嗎？事實上，美國人也同樣需要儲蓄，他們一方面擁有大量存款，一方面又在大量貸款消費。原因就在于美國政府對消費貸款利息允許抵扣個人所得稅，雖然消費貸款的利率高于存款利率，但將消費貸款利息抵扣個人所得稅后，貸款消費對個人來說就是很劃算的事了。這實際上是政府的一項鼓勵消費的政策。因此，國家應盡快研究出臺消費貸款利息允許抵扣個人所得稅的政策，使擴大內需的政策真正落到實處。其實，國內也有這方面的成功實例，如上海市就對個人住房信貸實行了抵扣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政策，對上海房地產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實行消費信貸利息抵扣個人所得稅的政策時，建議：第一，應允許抵扣個人所得稅的消費信貸必須是針對大件商品的買方信貸，即在購買行為發生時申請的貸款，而不是針對所有個人貸款；第二，允許抵扣個人所得稅的消費信貸所針對的大件商品（如汽車、住房、教育等）必須由政府有關部門規定，以便對社會生產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起到引導和調控作用；第三，消費信貸利息無須全部抵扣個人所得稅，抵扣比例以保證貸款利率等于或略低于存款利率即可，從而將減稅限制在最小范圍內；第四，在實施此項政策的同時，應相應提高高收入者的所得稅稅率，以平衡減稅帶來的稅收下降，同時也能強化這項政策對消費的刺激作用。

　　減稅政策應配合企業的投資需求

　　為了鼓勵企業不斷擴大再生產，不斷引進新技術新設備，政府應當利用經濟杠桿進行引導。國家目前在這方面已經有所行動，如對使用國產設備進行技術改造的投資就已經允許部分抵扣企業所得稅。筆者認為，在鼓勵企業投資方面還應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一是應擴大允許抵扣企業所得稅的范圍，對企業所有固定資產投資都應按一定比例允許抵扣企業所得稅，包括基建項目和技改項目，包括購置國產設備和進口設備。二是應提高企業設備折舊率，其實質也是一種變相減稅，目的是適應技術進步加速的要求，降低企業設備投資的風險，鼓勵企業采用新技術新設備，促進產業的整體升級。目前國家規定，火車、輪船、機器、機械和其他生產設備折舊年限為10年。筆者認為，機器、機械和其他生產設備如果是通用設備，10年折舊期尚可，而如果是專用設備，10年就顯得太長了，產品早就更新換代了，折舊期應當縮短為5－8年。

　　用減稅政策鼓勵企業加強員工培訓

　　由于多數企業效益不高和職工跳槽現象普遍，一些企業雖然也認識到職工培訓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財力或恐怕為他人作嫁，致使企業在職培訓工作十分薄弱，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從長遠看，不利于人才整體素質的提高，對產業的升級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了嚴重影響。應當看到，企業員工的培訓絕不僅僅是企業自身的事情，它關系到全民素質的提高，關系到國家的長遠發展，因此，政府應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支持的辦法就是減稅。目前財政允許企業以員工工資總額的1.5％提取企業員工培訓費，列入成本，即允許抵扣企業所得稅。但這一政策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比例過低，二是有些企業提取培訓費后并沒有用于職工培訓。因此，建議大幅度提高企業員工培訓費比率，但又針對實際發生的培訓費允許按規定比例抵扣企業所得稅，沒有發生的不得抵扣，以保證企業把培訓工作落到實處。

　　減稅政策應與塑造世界名牌相結合

　　現代市場競爭既有質量的競爭、價格的競爭、服務的競爭，又有品牌的競爭，而且品牌在市場競爭中的作用在許多領域甚至是第一位的。我們從美國企業的融資計劃書中可以看到，美國的企業非常重視品牌投資，許多美國企業廣告宣傳的投入在總投入中幾乎占到了一半，這實際上是一種無形資產的投資。這也是一些美國企業在市場上能夠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但應當看到，我國企業不重視廣告宣傳也有政府的責任。國家規定企業廣告費只允許按銷售收入的2％計入成本，其余要從利潤中支付，無形中使廣告費提高了33％。加入WTO，中國產品面臨更多外來產品的競爭壓力，同時國際貿易環境的改善又為中國產品擴大海外市場提供了良好機遇。要大規模地開拓海外市場，加強廣告宣傳是重要手段之一。在這方面政府應該助企業一臂之力。建議將企業廣告費允許計入成本的比例大幅度提高，或者將企業廣告費按照投資對待，全部抵扣企業所得稅，為中國企業創造世界名牌提供寬松的條件。

　　關于減稅對國民經濟的作用，美國肯尼迪政府1962年到1964年實行的政策很值得借鑒。1962年，美國經濟處在蕭條期，肯尼迪政府為鼓勵私人投資而采取了兩個步驟：一個是放寬折舊的規定，準許廠商加快折舊；另一個是制定稅收上的“投資優惠”，準許企業從應納所得稅額中減去相當于新廠房和設備購置費用7％的數額。1962年，肯尼迪總統建議大幅度降低個人和公司所得稅率，但國會把這次減稅推遲至1964年。這次減稅在1964年和1965年分幾個階段生效，減稅額約占美國財政收入的2％。事實證明，1964年的減稅不僅改善了美國的經濟狀況，實現了高增長、低失業和低通脹，而且使聯邦預算由持續赤字變為1965年出現了盈余。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不應泛泛地減稅，而是應將減稅與投資、消費信貸、職工培訓和企業廣告費的擴大掛起鉤來，使減稅對需求的刺激作用落到實處，創造出一種需求擴張的內部動力機制，保證經濟的可持續快速增長。以上建議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層面，具體實施時還需要詳細測算，不能過多地影響財政收入。但從減稅對財政收入的影響動態來看，既有減收的一面，也有增收的一面，如果政策設計合理，可能使增收部分大于減收部分。在減稅的同時還應大幅度減少建設國債的發行，減輕財政負擔，從而有利于財政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