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公共財政論：借鑒

　　西方財政理論的代表是“公共財政論”，該理論產生于市場經濟環境，著重研究在確保市場發揮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如何通過自身的經濟活動，對市場體系存在的種種不足與缺陷，即“市場失靈”問題進行克服與矯正，以促進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等問題。也即西方財政理論是以市場經濟為立足點，把市場失靈作為財政存在的根本理由，把提供公共產品作為財政活動的基本任務，把滿足社會大眾的公共需要作為財政活動的目的，把公共財政作為財政運行的模式，把公共選擇作為財政決策的政治過程，從而建立起來一套關于財政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可見，產生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環境的“公共財政論”與市場經濟是相適應的，其理論內容為我國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財政類型提供了思路，我國應吸收、借鑒“公共財政論”的合理因素，充實、發展我國的財政理論。具體來講，“公共財政論”中以下內容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一、借鑒“市場失效準則”

　　市場經濟要求市場機制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但是并非在任何場合它都能有效地發揮這種作用，比如在公共產品、外溢性（外部性）、規模報酬遞增、風險與不確定、分配不公等現象存在的領域，市場機制這一“看不見的手”就失去了作用，“市場失效”便產生了。市場失效是與市場經濟相伴隨而產生和存在的，許多市場失效的領域對于市場領域的正常有效運行和社會公眾的正常生活是必不可少的，這就需要對市場失效進行彌補，通過非市場的手段，依靠公共活動，依靠政府力量的介入，才能糾正市場失效的狀態。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需有公共財政的存在。

　　公共財政之所以能夠解決上述市場失效的問題，在于它具有非市場性的本質特征。公共財政的非市場性是指：非市場價格性、非市場分配性、非市場失效性、非市場盈利性等。作為政權組織的政府與私人和企業等經濟組織不同，它可以憑借政治權力，以非市場的方式和手段進行活動，達到彌補市場失效的目的。因此，從根本上講，公共財政是以通過非市場的方式，按非市場的程序，在非市場的領域，基于非市場的目的來開展活動的。這樣，當市場本身無能為力，只能依靠非市場的方式去克服市場失效時，具有非市場性的公共財政不僅必須存在，而且能夠發揮強有力的彌補市場失效的作用。

　　所謂“市場失效準則”，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及公共財政只能以彌補市場失效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只有市場失效的領域才是公共財政可以介入的領域，只有市場所要求而其本身又無法有效發揮作用的活動，才是公共財政必須開展的活動，公共財政不應進入市場有效運行的領域，或者即使存在市場失效狀態，但對市場運行沒產生重大影響的市場失效活動，公共財政也不應介入。這樣，“市場失效準則”包含有兩層含義：一是市場要求公共財政為其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務，二是要避免公共財政活動對市場活動的侵犯和危害，公共財政不應超越市場的要求行事。因為，公共財政直接表現為是市場的對立物和異己力量，具有對市場的直接危害作用，這決定了公共財政只能活動于市場失效的領域內，這點對處于轉軌時期的我國來講特別重要。

　　遵循“市場失效準則”是解決財政“越位”與“缺位”問題的關鍵。“越位”是指相對于公共財政的要求來說，財政活動的范圍太大了，不該政府做的事，政府做了，不該財政介入的事，財政介入了，從而干擾了市場的正常活動。“缺位”是指相對于公共財政的要求來說，財政在一些該活動的領域沒有活動，造成公共產品的供應不足，從而影響了市場的有效運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直接管理經濟，政府配置全部社會資源，財政包攬了一切大小事物，國有經濟遍及各種行業，許多本該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領域財政也涉足了，造成國有經濟占線拉得過長，有限的國有資本無法支撐的局面。加上國有企業虧損面大，反過來又加重了財政的負擔。同時，在許多領域，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財政投入的力度還不夠，使這些領域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妨礙了經濟的健康發展。要解決上述財政“越位”與“缺位”的問題，必須重新界定財政的職能范圍，明確公共財政的活動是以“市場失效”為界限，必須重新界定財政的職能范圍，明確公共財政的活動是以“市場失效”為界限，財政所要解決的是市場不能解決的問題，只有社會共同需要的事務，財政才能提供獎金支持。為此，應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使其充分體現政府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特點，強化財政宏觀調控的職能，建立規范的政府公共預算管理體系，促進經濟健康、穩定地發展。

　　二、借鑒政府及財政的法治化建設

　　市場經濟是“法治化”的經濟，公共財政的法治化是市場經濟和財產私有化的根本要求。“市場”的一個基本內涵可理解為是一個由具有獨立地位和平等權利的社會成員自愿活動所形成的有機統一體。財產的“私有化”和經濟主體的獨立化，為市場經濟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并在社會成員擁有自己獨立的個人權利的基礎上形成“公共性”的范疇。它直接要求和決定了“公共領域”的存在及其運作狀態，決定了公共財政的形成、存在。市場活動是由社會公眾進行的，而資本是歸社會公眾所有、支配和運作的，所以，社會公眾以法治方式對政府及財政的制約，也就是市場和資本對于政府及財政的制約，政府及財政的活動必須以無數的私人所構成的全社會成員的意志為轉移，必須處于社會成員的根本制約、監督和決定之下，而不能由少數人隨心所欲地主宰。正是通過法律形式，依靠法律手段，社會公眾才得以真正決定、約束、規范和監督政府及財政的活動，才確保了政府及財政的行為必須遵循市場和資本的根本要求，才確保了政府的公共活動符合私人的根本利益。

　　雖然，我國的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但在現實中，這些憲法條款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得到執行和落實，各級政府及其主要領導實際上仍凌駕于法律之上，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經常發生，忽視和蔑視法律權威的舉動仍大量存在。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情況雖然有所改變，但至今并未取得根本性進展，這是有其經濟根源的。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在計劃經濟而不是自然經濟的基礎上產生的，與西方自然經濟下自然因素無力阻礙和否定市場因素自發成長壯大相反，我國計劃經濟下的市場因素缺乏否定計劃因素而自發成長壯大的根本能力。此時缺乏在原體制機體內自發成長的基本能力，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擴張成為社會性的制約力量。這說明了我國市場化改革反而需要依靠政府力量從外部來推動，市場因素需要政府以非市場的方式來人為扶植和培育。我國政府在市場經濟創建過程中起著主動而不是被動的作用，這是與西方政府所不同的，也是我國政府行為法治化的特殊性和根本困難所在。可喜的是，經過20年的改革已使我國的市場因素有了很大的發展，在這一背景下談論我國政府行為法制化的問題，已初步具備了所需的經濟基礎。我國既然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進行法治建設，以配合并確保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財政行為法治化是政府行為法治化的關鍵，而政府預算法治化又是財政行為法治化的基本途徑。因為，具有法律權威的政府預算能直接規范、約束和控制政府的具體活動，把政府行為和財政行為納入法治化的軌道。我國法治化進程必須遵循這樣的思路來進行：通過政府預算法治化來促進財政行為法治化，通過財政行為的法治化來達到政府行為的法治化。所以，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強化政府預算的法律權威，實現政府預算的法治化。為此，必須對我國現有的政府預算制度進行較大的改革，使其獲得相應的法治內容。

　　三、借鑒公共產品理論

　　公共產品理論是現代西方財政學的核心理論。所謂的公共產品是相對于個人產品而言，具有消費時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兩個特征的產品。公共產品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職能、公共經濟、公共產品的主觀價值與公共供應、外溢性及公共產品的帕累托效率等方面的問題。

　　公共產品論可供借鑒的地方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公共產品論從財政活動的終點來考察財政。公共產品論將財政分析的視野從單純的財政收支拓展到支出所提供的服務上，使西方財政理論真正延伸到了財政活動的終點上。而我國的財政理論對財政的分析，都只集中在社會產品或剩余產品的分配研究上。這種研究固然必要，但卻有其缺陷，因為，財政活動的目的和結果，主要是體現在政府通過產品分配為整個社會的成員所提供的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上，也就是財政活動最應受到重視的“產出”，是社會全體人們“消費”公共服務時所獲得的利益大小。而我國財政理論將財政局限于分配領域，沒能將財政獲得的結果當成是一種“產品”看待，這為忽視財政活動的最終效益提供了某種理論上的便利。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工作中存在只管花錢不管效益的現象，與這種理論上的缺陷是有關系的。所以，借用公共產品這一概念，并賦予適合我國國情的內涵，將我國財政理論的分析拓展到財政活動的終點，使之能用以表達并評判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活動的質與量，對于提高我國財政資金和經費的使用效益，將是大有裨益的。二是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規模的確定方法。公共產品理論通過林達爾模型和薩繆爾森模型，針對公共產品不同于個人產品的特點，將私人經濟的市場效率準則運用到公共產品的最佳供應的分析上來，建立了相應的數學模型，并力求對財政收支進行數理分析。從我國來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我國政府和財政活動也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來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正確。西方的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提供了一種依據數學模型和數量分析來確定財政收支活動的方法，對其加以借鑒之有利于我國財政工作改變幾乎只有定性分析而無定量分析的缺陷，提高其科學性和準確性。三是“稅收價格”問題。林達爾模型分析了兩個消費者共同分擔一件公共產品的成本問題，即每人在總稅額中應納份額應與他從該公共產品消費中所享有的邊際效用價值相等。這就從價值論上解決了公共產品供應與其費用來源的關系問題，說明了稅收是公共產品的“價格”，是個人為享用公共服務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從而在財政理論中直接體現了市場經濟的要求。在勞動價值論下，我國財政理論是不可能做到這點的。稅收價格論遵循了效用-費用-收稅的思路去分析公共產品的供應問題，對于從財政活動終端來控制財政收支規模具有一定的理論參考作用。這就是安排財政活動首先應考慮的是社會對政府的公共服務需求，然后是安排相應的支出，最后才是征收相應的稅收。這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做好我國的財政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之一。四是公共產品論的財政體制觀。公共產品論為，按照受益區域的大小，公共產品可區分為全國性公共產品和地區性公共產品，并且地區性公共產品內部還可以繼續細分，這就為西方財政體制劃分提供了主要的理論依據，即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或聯邦政府提供，范圍大小不同的地區性公共產品由不同層次的地方政府提供，幾個地區共同受惠的公共產品主要由有關地區聯合提供。這與我國財政體制按全國性和地區性事物來劃分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的做法是有其相通之處的。公共產品理論討論跨地區的公共產品、地區性公共產品對鄰區的外溢性影響，并將上下級和同級不同地區間的相互撥款和補助與這些分析聯系起來，體現了盡可能將政府活動的受益范圍與其成本承擔范圍統一起來的思路，這對于克服我國財政體制目前統收統支沒能完全打破的狀態是有所幫助的。

　　四、借鑒社會抉擇論

　　社會抉擇論是西方財政學中特有的內容，是由西方的政府預算決策過程的特點所決定的。它以大量篇幅探討選舉原則和選舉制度對社會抉擇和公共決策的影響，指出法定多數、簡單多數和一致決定等投票優勝原則對社會抉擇結果的不同影響。另外，它還分析了利益集團、政黨、官僚機構及其人員的行為和活動對政策決策的強有力的影響，探討它們之間進行選票交易所可能產生的結果，等等，所有這些是我國財政學所沒有探討和研究的。我國幾十年的經濟與財政活動的實踐表明，國家對財政經濟活動所起的是一種相對獨立的極為巨大的作用，國家行為是可能違背客觀經濟進程的要求的，而且一旦國家行為違背經濟規律的現象發生，國家的主觀意志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是能夠得到強制貫徹執行的，這將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產生巨大的破壞。所以，我們不能依靠事后糾正，而應考慮如何建立有效的法制制度，如何從具體的政治運行過程入手，形成一整套有效的決定、制約和監督政府活動的政治程序及制衡機制。這也是糾正“諸侯經濟”、預算外及體制外存在大量違規資金等財政混亂行為，克服財政活動中各種浪費、腐敗、失誤、低效等現象的根本辦法。還有，我國國家預算具體運作程序仍然處于不規范狀態之中，從預算的編制、審議、修正、通過、執行、追加、追減到最后的決算，人為主觀的因素還太強，法律性和制度性的規范約束作用還太弱，這也需要我們借鑒西方財政學的有關內容，開展自己的社會抉擇問題的研究。目前，我們應從財政理論的角度重提財政的屬性問題。把重點放在政府決策和政治程序如何影響財政活動的分析上，廣泛地全面地深入研究我國的相關法律制度、選舉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國的政權結構和權力布局，以及我國政府負責人、財政工作人員和其它政政權機構工作人員的行為對我國財政活動的影響，這不僅可以豐富和完善我國的財政理論，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借鑒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就是在不同的項目或同一項目的多種選擇方案之間，通過對其可能的效益與成本進行比較分析，得出各項目或各方案可能產生的凈效益，以決定該項支出成立與否，并從技術上保證成立的項目具有最大的凈效益，從而保證公共產品供應效率的一整套技術分析方法。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是公共財政學中安排財政支出的一種主要方法，它首先要求確保稀缺性資源在私營部門與公共部門之間能夠得到有效配置，確保社會資源能夠投入到更為有效的部門上去。其次是通過對公共部門內部不同項目或同一項目的不同方案加以比較分析，防止公共支出對資源的無效或低效使用。這種方法經常用于公共支出中的資本投資項目，如道路、橋梁、水利灌溉系統、市區改造等項目的分析計算。作為安排公共項目的一種分析方法，成本效益法不僅要考慮項目可能發生的所有直接成本和效益，而且還應考慮該項目的社會成本和社會效益。不僅要考慮該項目資源配置的效率要求，還要考慮它對社會福利產生的影響。此外，它還必須對該項目建設和運轉后的風險及不確定性影響加以估計。這是一種以單個項目為單位來進行成本和效益的對比分析的方法。

　　西方經濟學是以邊際效用價值論為基礎的，從而使西方財政學能對非物質性的外溢性影響進行定價，如公共項目對人們的健康、娛樂等影響，也從邊際效用分析上去得出其價格。成本效益法還設計了若干方法去衡量由于公共設施的使用所產生的時間節約、交通事故減少、閑暇娛樂的增加等的“貨幣‘”價格。相反，我國的財政理論是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財政對非物質生產性投資效果的評價是非常困難的，不可能去分析非物質產品尤其是精神產品的“價格”。但為了更好地評估公共投資所可能產生的的綜合社會效益，將這些無價之物折合成“價格”，在貨幣這一統一的標準下來加以分析比較，會比僅憑某個領導的主觀臆斷更有客觀依據，從而保證我國的財政投資更為有效。西方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單個項目為單位，這是由市場經濟所根本決定的。市場經濟要求企業和個人投資的成本收益應在本項目內部實現，公共項目也必須對照私人項目來分析，這樣才能確保公私項目之間效率的直接對比，才能避免公共項目的低效和浪費，才能從根本上確保企業和個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我國應大力提倡財政投資的成本效益分析，這是徹底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也是所有企業都應成為獨立的市場運營主體的客觀要求。

　　最后，西方財政學成本效益分析中的具體方法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成本效益分析通過折現率把不同年份的價值折算為現值進行分析比較，充分體現了時間價值的觀念，使公共項目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更具科學性。成本效益分析采用影子價格來計算公共項目的社會成本效益。所謂影子價格，即在生產消耗、價格等條件固定的情況下，某種資源增加一單位所能帶來的總收益的增量，實際上是市場性的機會成本的計算方法，反映了資源（生產要素）與總收益之間的關系。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引入風險及不確定性的分析方法，使其分析更切合實際。我國的改革開放導致了社會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不確定的因素大為增多，價格、利率、匯率等隨著市場的作用而不斷變化，借鑒成本效益法中的相應方法，將有助于更好地評估我國財政投資項目的成本和效益狀況。

　　參考文獻：

　　[1]鄧子基。財政學原理[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

　　[2]鄧馨。公共財政論綱[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