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國有企業改革不成功、銀行治理結構不完善、企業信貸軟約束是中國經濟陷入“活亂”循環的根源。經濟的“活亂”循環實質上反映出內在體制性癥結，反經濟周期性的宏觀調控不具有解決體制性問題的能力，政府不著力解決一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經濟運行的“活亂”循環難以避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有企業是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不可能成為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的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沒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民營化、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財政化，國有企業改革才能成功。國有企業改革成功可以形成企業信貸硬約束，建立起一個有利于國家宏觀調控改進的制度基礎。

　　關鍵詞：國有企業民營化；國有企業財政化；信貸硬約束；宏觀調控改進

　　一、中國經濟陷入“活亂”循環引發的思考

　　1978年中國開始進行從微觀經營機制起步的經濟體制改革，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被打破，其中主要的手段是放權讓利使政府的計劃權力削弱和分解，國家財力向企業和家庭部門轉移，經濟增長主體多元化的格局已逐步形成，市場機制在經濟運行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經濟改革進程中還面臨著一系列矛盾。產權改革滯后，國有企業問題無法解決，銀行治理結構也沒有實質性的改進，計劃應該進一步退出的領域不能徹底退出，政府對企業進行行政性干預的能力仍然很強，社會資源的動員和配置還不同程度地受制于體制轉軌不完全和市場規則不完全的制約，經濟容易出現“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根據當時經濟過熱共進行了五次緊縮型的宏觀調控，分別是①1979—1981年；②1985—1986年；③1989—1990年；④1993年下半年—1996年；⑤2003年下半年—2004年；一次擴張型的宏觀調控，1998—2002年。第一次宏觀調控針對的是1978年的經濟過熱，1978年經濟增長率達11.7%，1980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率達6%，經濟過熱表現為投資過熱和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嚴重失調，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基本建設必須積極地而又量力而行，不可一哄而上。第二次宏觀調控針對的是1984年的經濟過熱，1984年經濟增長率達15.2%，1985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率達8.8%，經濟過熱表現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1984年11月，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嚴格控制財政支出，控制信貸投放，堅決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經濟增長速度的現象。第三次宏觀調控針對的是1987年、1988年的經濟過熱，1987年、1988年的經濟增長率達11.6%、11.3%，1988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率達18.5%，經濟過熱表現為預算外投資規模膨脹，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1988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把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第四次宏觀調控針對的是1992年至1993上半年的經濟過熱，1992年經濟增長率達14.2%，1993年、1994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率達13.2%、21.7%，經濟過熱表現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1993年6月實施了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宏觀調控，經過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經濟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

　　1996年實行“軟著陸”以后，中國經濟步入了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在積極貨幣政策未能導致經濟增長迅速出現回升的情況下，1998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啟動經濟迅速增長。積極財政政策對防止經濟增長失速的效果是明顯的，1998—2002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7.6%.但是積極財政政策始終未能消除制約市場機制有效運行的體制性約束和受到體制性約束而導致的經濟失衡問題。2002年下半年以來經濟剛出現新的增長勢頭就面臨嚴重的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在：

　　（1）社會投資規模偏大，部分行業盲目擴張，“遍地開花”的低端產業不斷地制造資源緊張和環境污染，經濟增長未能脫離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老路。中國鋼產量已達2億多噸，2003年進口鐵礦石1.5億噸，自產量達3億噸，中國鋼鐵投資增速達90%以上；而2004年全世界鐵礦石生產僅增加4000萬噸，全供中國進口也不夠，況且港口裝卸能力和船舶運輸能力也很難跟上。中國水泥投資增速高達120%以上，水泥產量達8億噸，在建能力達2億噸，總生產能力達10億噸，而全世界第二位的水泥大國產量僅8000多萬噸。

　　（2）投資需求越來越依賴政府，政府投資不斷擴大，政府消費率節節上升，政府投資對居民消費拉動作用很弱，投資增長大大快于消費增長。1998—200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年均增長10.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8.4%，投資快于消費2.4個百分點。2002年下半年以來這種差距持續擴大，2003年前三季度二者增速相差21.9個百分點。

　　（3）政府投資“擠出”了私人投資，經濟增長所創造的就業崗位大幅下降，社會失業人員不斷上升。1998—2002年我國GDP年均增長7.6%，但同期就業人數年均僅增長1.1%，平均就業彈性系數僅為0.14，比1990—1997年減少了一半。2002年下半年經濟連續5個季度呈現持續回升的態勢，城鎮登記失業率卻從2001年末的3.6%上升到2002年末的4%，2003年第三季度末更達到4.2%.當經濟失衡現象嚴重傷害整個經濟運行并產生社會不穩定時，政府不得不實施第五次緊縮型的宏觀調控。

　　我國經濟的冷熱和“活亂”循環，表面上看是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周期性問題，實質上反映出內在體制性癥結。反經濟周期性的宏觀調控具有短期性、周期性特征，只能解決經濟總量平衡等問題，并不具有解決體制性問題的能力[1].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既是市場經濟運行周期性危機的要求，同時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為條件。由于中國市場機制不完善，經濟體制特別是投融資體制還具有很強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特征，一些投資沒有產權約束，貨幣政策很難調節市場機制，影響消費和投資，維持經濟自主增長。貨幣政策很難確保我國宏觀調控取得預期效果，我國的宏觀調控主要采用的是財政政策和行政手段。積極財政政策會放松國有企業和銀行的預算約束，強化國有企業和銀行依賴國家承擔風險的意識；強制性控制財政支出、強制性控制信貸投放和強制性壓制非國有經濟的擴張會導致舊體制的復歸。如果不解決一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和“活亂”循環難以避免。

　　二、國有企業功能財政化與國有企業改革

　　國有企業改革成功是我國經濟改革成功和宏觀調控改進的關鍵。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經在改革國有企業方面想了很多辦法，政府先后采取了“放權讓利”、“利改稅”、“撥改貸”、承包制、股份制等措施，雖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從總體上看國有企業改革并不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國有企業的目標不明確，國有企業改革方向不正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只能是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一種特殊的經濟組織，是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必須承擔國家政策性負擔，不可能成為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的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因此，衡量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標準應該是市場經濟中沒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民營化、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財政化[2].

　　市場經濟中國家的經濟職能應集中在提供純公共產品、促進社會的公平和穩定、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上[3].政府履行上述經濟職能，有些需要通過建立國有企業來實現，這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中的普遍現象。就連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國家，也特別注重建立并經營一定數量的服務于國家經濟職能和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國有企業。顯然，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更應注重也更容易建立并經營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實現國家經濟職能。政府應當從國民經濟整體利益出發，不僅要經營有關國計民生的自然壟斷行業，更要經營私人不愿進入或無力進入的社會公益、國防工業和高新技術等行業。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具有財政化功能。

　　1.國有企業具有生產公共物品的功能。公共物品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使私人廠商不愿意生產。實際上，每個人都有搭便車的動機，企圖使用他人可能會生產的公共物品。因此，國防、燈塔、市政建設、道路養護、街道照明、公園、博物館、圖書館，直至義務教育和醫療衛生等公共物品的社會需求將無法得到滿足。政府建立經營國有企業直接生產公共物品是必要的。另外，在自然壟斷產業中建立經營國有企業，將壟斷收入收歸國有，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和提高社會效益。

　　2.國有企業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國有企業是以國家財政為后盾的，因而它們有能力承擔一些有巨大風險的投資，并通過這些投資消除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瓶頸，例如，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國有企業能夠比較容易地進入國際經濟中那些難以進入的領域，可以迅速提高本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3.國有企業具有穩定宏觀經濟的功能。政府可以利用國有企業來增加社會總需求，如在經濟衰退時期強制國有企業增加投資，安排更多人員就業，調節收入分配，實現社會公平；在通貨膨脹時期政府可以要求國有企業放棄利潤，限制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水平，降低產品價格以降低物價水平；強制國有企業在不同地區布局，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強制國有企業停產和轉產，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

　　為了提高國有企業行為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一致性[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有企業必須遵循如下原則：（1）國家發展國有經濟、建立國有企業的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實現社會福利極大化。國有企業主要是依據國家計劃從事經營活動，實行由國家財政撥款進行投資、統收統支的經營方式，國家憑借其所有權，參與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選拔等重要決策，對其產品的產量、質量、價格進行管制。國有企業因承擔國家政策性任務而形成的虧損必須由國家來承擔，不可能像私人企業那樣形成硬預算約束。（2）國有企業不能成為完全獨立的分配單位，其分配活動要受國家的直接控制。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動服從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因而國有企業中職工的勞動報酬顯然不能僅由本企業的經濟效益來決定，而要取決于社會的一般水平，國有企業中職工的工資水平，至少達到而不能低于社會的一般水平。（3）作為國有企業所有者代表的政府，關心的不應該是國有企業的利潤率或對國家財政的貢獻水平，關心的應該是國有企業是否完成了國家政策性任務。政府可以通過在國有企業建立稽查特派員和財務總監等制度，加強對國有企業的財政、稅務、審計等方面的審查，提高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實現國有企業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目標。（4）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些服從于國家計劃調控目標的國有企業，雖然不是靠市場調節從事生產活動，但并不意味著它們不參與市場調節。國有企業實際上是作為計劃的載體被國家自覺地用于調節市場機制。這樣，國家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使國有企業具有某種程度的左右市場的能力是必要的。這樣做不僅不會破壞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而且還會使市場機制具有更有效的調節作用。（5）必須加快政府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和改善對國有企業管理。引入市場機制，建立起責權利相統一的制度，減少政府官員的“尋租”機會，將直接服務于企業的政府機構推向社會，使其努力改善服務質量，才能提高政府工作的效能。政府部門工作是否富有效率也是影響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好壞的一個重要因素。

　　為保證國有企業改革成功，我們必須按照中央提出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通過拍賣、租賃、國家所有權債權化等方式將市場經濟中沒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國家可以集中有限的財政資金搞好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提高國有企業行為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一致性，使其成為國家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

　　三、國有企業改革、企業信貸硬約束與國家宏觀調控改進

　　財政收入水平決定了國家經濟職能的大小，也決定了國家創辦經營國有企業的數量。按照這一原則，我國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的數量必須大大減少，市場經濟中沒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必須民營化，國有企業改革才能成功。沒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后，銀行與企業成為擁有獨立財產的法人實體，就會自動地在平等、自愿、公平、等價有償、互利互惠、誠實守信的基礎上進行借貸活動，建立起真正的信用制度，產生真正的金融市場[5].政府不必也不能夠通過信貸計劃強制銀行提供企業的資金，“殺貧濟富”的銀行經營原則會形成企業信貸硬約束；政府也不必為了企業的生存對借貸的價格即利率進行嚴格的行政管制，利率可以由資金供求關系來決定。

　　一個富有效率的金融市場可以使貨幣政策發揮對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使我們在今后宏觀調控中少用行政手段，主要采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貨幣政策可以很好地實現宏觀經濟政策四大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貨幣政策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到銀行面向企業和個人的借款，由此影響到總需求，進而影響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資產組合的改變和基礎貨幣或銀行儲備的需求，進而影響物價穩定；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實際工資或勞動生產率，進而影響勞動就業；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進出口價格和外國貨幣資產的需求，進而影響國際收支平衡。

　　利率市場化是國家宏觀調控改進的核心和經濟運行最終擺脫“活亂”循環的關鍵。利率作為最重要生產要素———資金的價格，既是由金融市場中的資金供求關系決定的，同時又調節著金融市場中的資金供求關系。利率作為一國經濟中最重要的經濟杠桿，具有反應靈敏、制約力強、作用面大的特點，它既是連接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的橋梁，又是聯系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紐帶，它通過調節儲蓄、消費和投資的流向、流量，達到以資金流引導實物流，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帶動經濟增長。利率市場化可以加速我國金融深化，逐步消除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抑制，建立一個能夠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全方位、多層次金融服務的現代金融市場體系。利率市場化也可以為非國有企業提供一個寬松的投融資環境，解決我國非國有企業資金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的問題，非國有企業可以迅速地擴大生產規模和進行技術改革，可以繼續發揮非國有經濟部門支持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利率市場化以后，那些成本過高或凈生產率大大低于平均利潤率的低效率企業將會在均衡利率水平下將被逐步淘汰而自動退出市場，而只有那些凈生產率大大高于平均利潤率的高效率企業才有能力在均衡利率水平下獲得更多的資源以不斷擴大生產或投資規模，這會大大提高我國經濟的整體效益。凡是利率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利率水平能夠反映資金稀缺程度，經濟運行較容易調控，經濟發展也較平穩；而利率由政府嚴格管制、利率水平不能夠反映資金稀缺程度，經濟運行較難調控，經濟發展總會出現大起大落。

　　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財政化、沒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后，可以建立起一個穩定的能夠充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決定了宏觀經濟目標和政策手段之間傳導機制的性質和可能影響的程度，進一步決定宏觀經濟政策運用的實際效果。這套制度包括政府的財政預算分配制度、稅率稅種和稅收征管制度、貨幣發行和中央銀行制度、金融體系的內在組織結構、基本的會計統計制度、政府的財政金融監督制度等等。如果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很穩定，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手段的變量之間就會有穩定的統計相關性，可以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手段選擇的科學性，引導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中國當前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具有如下特點：政府財力有限和機構膨脹的矛盾日益突出，國家財力在國有企業和銀行的流失十分嚴重，削弱了政府調控經濟可以運用的財力；負責宏觀調控的中央政府部門的改革和政策職能的建設嚴重滯后，加上缺乏互相之間的監督和協調，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手段的選擇錯過了很多最好的時機，加劇了經濟的周期波動；財政金融政策仍然不能擺脫過度集中和缺乏法治的傾向，特別是在金融監管的問題上，很多政策出臺背離市場經濟的原則，用的是計劃經濟的行政手段，干的是拍腦袋的事，結果損害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一個穩定的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可以解決貨幣政策和財政金融政策的選擇失當、政策出發點同政策執行的實際效果背離、決策過程的時滯太長、政府官員瀆職和濫用職權等等問題，改進國家宏觀調控改進，使經濟運行最終擺脫“活亂”循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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