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上市公司所披露的會計信息的質量存在嚴重問題，股東及利益相關者為此深受其害，證券集團訴訟一度成為熱門話題。我國會計信息披露法律責任主要表現在行政處罰上，而受害者希望通過證券民事訴訟得到賠償的愿望在目前的法規中仍存在障礙。

　　一、證券市場上重大會計信息披露問題的處理情況

　　當前，會計造假案的處理結果主要以行政處罰為主，刑事處罰只是針對個別性質極其惡劣的人員。民事處罰主要體現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6]56號對德陽案的答復“——經審理，判定東方公司承擔債務后所清償不足的部分，由德陽市會計師事務所在其證明金額內承擔�！彪m然最高人民法院此判例判定了會計師事務所的民事賠償責任，引起了注冊會計師（CPA）職業界和法律界的廣泛關注，但是，此案件僅限于驗資業務，無法擴展至CPA的會計報表審計業務。而德陽市會計師事務所在驗資報告中作出了“擔保屬實，否則賠償”的承諾，根據擔保法一樣可以得出這一結論。不過，最高人民法院對以后的驗資糾紛也提出了指導意見，補充說明：“此外，即使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虛假驗資證明無特別注明，給委托人、其他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根據《注冊會計師法》第42條的規定，亦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币簿褪钦f，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了《注冊會計師法》對驗資民事責任的規定。

　　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標志著證券民事賠償機制的有條件啟動。但是根據《通知》，目前證券民事賠償案件不僅受理范圍較窄，而且設有前置條件，即法院只受理和審理證券市場上已由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作出生效處罰決定、因虛假陳述行為引發的民事侵權賠償糾紛案件，同時，《通知》未就是否可以進行集團訴訟、損失計算的方法等作出說明，因此可以認為，《通知》中有關前置條件的設定和來對訴訟形式作出規定，對受害投資者的利益保護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前置條件的存在使得中小投資者舉證難題得到解決，省去了大動干戈地規定舉證責任倒置原則。法院在判決時可以以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作出生效處罰決定的依據作為法律的證據，畢竟證監會在這些問題的調查取證上更具專業優勢。因此，《通知》在目前的司法條件下也不失為一種過渡措施，同時也可以促進證監會提高工作效率。

　　二、現行法律責任體系有待完善之處

　　1.集團訴訟�！睹袷略V訟法》應當允許集團訴訟，《證券法》在規定民事責任時，可以對受害人的集團訴訟形式作出更具體的規定，這是首要條件。由于集團訴訟規則的復雜性，完善證券集團訴訟制度需要一個過程，因此，可以考慮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借鑒證券市場發達國家在證券集團訴訟方面做法的基礎上，盡快擬訂并頒布“證券集團訴訟試行規則”，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監督下，由少數幾個有條件的法院受理全國范圍內的證券集團訴訟，某一案件集全國的原告在某一特定的法院受理。集團律師費一般采用風險收費的辦法收取，即律師接受集團代理時僅僅確定律師費的收費原則，但不預收律師費，訴訟獲得收益后才從中收取律師費。在總結試行期經驗的基礎上，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委會將集團訴訟納入我國《民事訴訟法》和《證券法》，并對訴訟地等具體事項作出規定。

　　2.舉證責任的劃分。如何證明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證據的目的所在，這種因果關系一般的過程如下：管理層虛構會計信息→CPA未審計出導致虛假信息發布→受害人據此買人股票→虛假信息被揭露股票價格下跌。由于證據的專業性，原告負舉證責任成本過高，并且現行法規對原告直接查閱CPA的工作底稿和發行人的會計賬目均為不可行，所以此類侵權案應定性為特殊侵權案，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減輕原告的舉證責任。即原告負初級舉證責任，證明他信賴了令人誤解的財務報告，被告人（CPA）負次級舉證責任，即主要舉證責任，證明自己沒有重大過失或欺詐行為。

　　3.損失的計算。受害人損失的確定，從我國民法規定和民事審判實踐來看，民事損失均以實際損失為準，不包括精神損失。從管理會計角度來看，買賣股票的實際損失=賣出價值—買入價值＋機會成本＋稅費。其中，機會成本是指投資者的買人價值投資在其他方面所能夠獲得的最大收益，可以以同期的銀行存款市場利率乘以買入價值來計算；筆者認為，賣出價值應以虛假信息被揭露后的市場價值來計算，對于已經拋售的則以拋售時的市價來計算，尚未拋售的就以宣判日的市價來計算。考慮到實際情況的復雜性，具體的賠償金額也可由原告、被告雙方協商確定。

　　4.責任的分擔。在這方面，厄特馬斯主義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參考，即犯有普通過失的CPA不對未曾指明的第三者負責，但如果CPA犯有重大過失或者有欺詐行為，則應當對未指明的第三者負責。所以，CPA是否承擔民事責任要以其過失的大小作為分界點。應著重檢查審計過程中形成的工作底稿，在檢驗審計報告的真實性、合法性的過程中確定CPA的過失大小，從而確定CPA是否負有民事責任。

　　5.管理層。筆者認為，如果說把發行人（法人單位）作為民事責任承擔的主體，那就等于說，受到損失的股票投資者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因為股東得到的民事賠償出自于他們所擁有的所有者權益本身。所以筆者認為，對于管理層來說，仍應以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為主，民事責任為輔，特別應當加強的是對刑事責任的追究；而對于管理層和CPA來說，應當以同時強調管理層和CPA的責任為原則。

　　三、基于現行法規的建議

　　根據《通知》，法院可以將上市公司因虛假陳述被證監會處罰的案件納入受案范圍，但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暫時指定特定的業務水平較高的法院受理證券訴訟，作為“判例”起示范作用。同時，證券監管部門應及時立案，在證券交易所取證的基礎上，將上市公司因虛假陳述被證券交易所予以公開譴責或處罰的行為直接立案并作出處罰，為法院的受理做好銜接工作。

　　鑒于目前證券民事訴訟存在法律上的障礙，并且其具有耗費時間長、成本高的特點，即使受害者勝訴也可能會因為被訴方的賠償能力有限仍然得不償失。當然，這并不是說受害者不應該得到補償，而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防范虛假會計信息披露的最有效途徑，還是在于追究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因為這兩種責任都會直接地追究到責任者個人，還會在各自的市場（經理人市場和CPA市場）上形成一種信號機制，理性的人自然會關注自己的利益。從長遠來看，民事責任的規定會被逐漸完善起來，并且也是成熟市場上會計信息法律責任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