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然、安達信事件的沖擊波對中國證券市場及會計業的影響

　　安然、安達信事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有人說不亞于“9.11”事件。

　　朱镕基總理在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結束后回答記者提問時，也提到了安然事件。

　　據悉，安然案及其帶來的證券市場和會計業的信譽危機，已經引起了中國高層的關注，促使管理層從更宏觀的角度去思量中國證券市場和會計環境的未來制度安排。高層人士曾就安然案強調，對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的關注，更應從審視中國證券市場和會計制度及準則出發。

　　全世界都在研究安然、安達信事件，更注意這一事件對本國、本地區的影響，各種渠道反映這方面的信息量，幾乎達到了“爆炸”的程度。

　　本“研究報告”的上篇，匯集了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地區所產生的影響的相關資料，本篇將研討安然、安達信事件的沖擊波對中國證券市場并涉及會計業的影響

　　（一）加快會計準則的建設步伐。

　　美國安然、安達信事件曝光以后，為避免本國其他公司重蹈覆轍，美國、歐洲、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加緊會計準則的改革和強化對會計公司的監管。

　　人們記憶猶新，亞洲199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已使大家認識到了投資者信心動搖給市場帶來的危害。如今，由于安然、安達信事件而給投資者帶來對其它公司的財務報告的懷疑，從而可能再次動搖投資者的信心。因此，不斷完善會計準則、強化對會計公司尤其是對國際會計公司的監管，無疑是當務之急。

　　公司采用不同的會計準則，會使它們公布的資產和盈利狀況大相徑庭。目前，亞洲各國和地區主要采用的會計準則有三種情況：一，個別國家和地區采用的是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制訂的“國際會計準則”（IAS）；二，還有的國家和地區采用的是由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制訂的“通用會計準則”（GAAP）；三，更多的國家采用的是各國和地區自己的準則。

　　安然事件以后，韓國會計研究會正在從IAS和GAAP中挑選出適合本國國情的條款，如果IAS和GAAP的某條準則都不適合韓國，那就自己制訂。盡管韓國的會計準則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已改進不少，但目前仍在不斷修改；日本企業會計商議委員會以IAS和GAAP為指導，頒布了新的公司審計制度。新制度將于2003年生效，其中的一項要求是，審計師應當在發現欺詐性會計手法之后進行額外的調查，然后向管理層報告欺詐行為。

　　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會計準則差別很大，投資者要想不受地域限制地評估公司業績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前IAS和GAAP都在努力擴大各自的影響范圍。FASB指責IAS太重視廣泛性原則而不夠細致規范。但IAS被歐盟宣傳為全世界最完善的準則，所有在歐洲上市的公司必須在2005年以前采用IAS.安然公司和環球電訊公司申請破產保護之后，多家美國公司的會計問題浮出水面，使得人們對GAAP的完善性產生懷疑。因此，會計準則的不斷完善，已經是勢在必行，因為真實可信的財務報告最終會使投資者和公司雙方都獲益匪淺。

　　中國在經歷了“16號文件風波”以后，也應當冷靜下來，加速會計準則的建設。它是證券市場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衡量注冊會計師是否“誠信”的標尺。不要再陷入部門之爭，從事業、從大局、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精誠團結，攜手合作，共創明天！

　　在過去的日子里，中國的會計準則對IAS和GAAP既沒有全盤照搬，也沒有拒之門外，而是積極地采取“拿來主義”，“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從中國會計準則與證券市場建設相配合角度來說，中國會計準則的建設成績是巨大的，對規范證券市場的發展是積極的，當然，也有不足。

　　我們的路還很遠，我國的會計準則建設任務還十分艱巨。新修改的《會計法》以及《會計準則》的不斷出臺和不斷修改，盡管意味著中國會計與證券市場朝著規范化的方向不斷向前發展，但面臨十分復雜的市場經濟、尤其是證券市場，目前的會計準則與制度雖然比較實用，但有些方面還過于原則、抽象、粗糙，操作性不夠，還有許多新出現的問題等待回答。關鍵還是會計體準則體系缺乏整體框架、不夠系統，每次出臺的政策法規或修訂都是‘救火式’的。當然，這種方式有它的特定歷史條件，同時又具有“成本低”、容易實施的優點。但我們已經走了十多年的路程，我們對中國會計準則應當有一個通盤考慮，應當有一個長、短期結合的時間進度表，應當有一個成熟的整體框架。再也不能“頭痛醫頭”，不能老是處于“消防隊”的地位，其結果仍是補了證券市場的漏洞還要“挨罵”，做了“好人”還成為“被告”，最終算起賬來，“成本”反而很高。安然事件、安達信事件，給了我們許多我們原來預想不到的發展會計準則的空間，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筆寶貴財富。

　　（二）加快公司治理的步伐。

　　近年來，注冊會計師行業陷入了“誠信危機”的泥坑，成為“弱勢群體”的代表。隨著從“深圳原野”到“瓊民源”再到“銀廣夏”等一系列證券欺詐案的揭露，注冊會計師的過錯被看作上市公司造假和證券市場泡沫現象的“罪魁禍首”。而業內的注冊會計師在痛斥極少數從業者參與造假的同時，也為自己連連叫屈。有人打了一個生動的比方：“我們面臨的是一片沼澤地，命令我們從中走過去，還不許帶著泥土上來”！這種抱怨也不是沒有一定道理。作為會計業內人士，一定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何會屢屢卷入上市公司財務造假的漩渦？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市公司的制度缺陷。美國的安然公司把安達信拖入了誠信危機泥潭，不也是如此嗎？我國證券市場的情況，與美國安然公司還不完全一樣，如同李若山教授指出的那樣：

　　第一，我國證券市場的上市公司大多是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上市的目的，大都擔負著國企脫困的“歷史使命”，并且選擇上市的企業本身質地也不高。既使是高質量的上市公司，也需要承擔“一帶二”“消化”一批虧損企業的“政治任務”。要這樣的上市公司，講“公司治理”，達到“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談何容易！

　　第二，在相當一段時期中，我國的證券市場是采用計劃經濟的辦法——實行額度控制。在有限的額度下，只能盡量提高每股收益以提高新股價格，達到籌集更多資金的目的。地方政府為此也屢屢提供各種政策上的“方便”，操縱利潤、做假等變得自然，同時由于政府的參與，非法也成為“合法”。到最后出了問題，合法的政府仍然合法，聽命于合法政府的注冊會計師到成了“非法”！同時，在公司上市以后，地方政府的“父母官”也往往成為“活雷鋒”，一旦上市公司“大難當頭”，政府就會通過稅收優惠、減免，拉郎配或者低價授予大塊地皮，使上市公司賬面立刻出現盈利，使得一些上市公司“垂而不死”。而注冊會計師在審計時，所有的“審計證據”應有盡有，“真作假時假亦真”，“紅頭文件”、“紅印章”都是真的！不少會計師事務所就是被這些“真的假文件”送上了“西天”！

　　第三，絕大多數國有企業上市前不是股份公司，而極短時間內完成的改制上市，使大多數上市公司會計基礎不牢，與上市公司本身的運行機制要求相比差距甚遠，漏洞和缺陷很多。注冊會計師接受“上市改制任務”后，首先要幫助企業“把賬理好”，這無論是“五大”還是“十大”，天大的“本事”也是絕對理不好的，即使“理”好了，也會漏洞百出，事后要抓毛病，肯定“一抓一個準”！

　　第四，剝離與模擬政策使會計信息失真成為必然。所謂剝離與模擬，是通常所說的“上市包裝”，即為了滿足企業達到上市額度和指標的要求，政策上允許其將一部分經營業務和經營性資產剝離，或者進行局部改制，將原本不具有獨立生產和供銷能力的生產線、車間和若干業務拼湊成一個上市公司，或者剝離因承擔社會職能而形成大量的非經營性資產。一個企業一拆為二，好的放進來，壞的分出去，收益計進來，成本刨出去，剝離與模擬猶如整容術，通過將劣質資產、負債及其相關的成本、費用和潛虧剝離，便可輕而易舉地將虧損企業模擬成盈利企業。由于拆出來的主體原來并不存在，所以上市主體是虛擬的，沒有會計主體的“獨立核算”是假的，上市前三年財務數據也是虛擬的，其持續盈利的能力更是虛擬的。沒有真實可靠的歷史資料，其可信度自然就比較差。這是“政策”允許的做假，過后又來打“造假”的注冊會計師，真有點冤！

　　第五，重組和關聯交易成為上市公司用一個謊言掩飾另一個謊言的工具。按規定，上市公司申請配股其前三年每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必須在10％以上，后來改為6%.上市公司如果連續三年虧損，將停牌。由于大多上市公司質地不高，上市后只有通過源源不斷地配股、增發“圈錢”的“資金運動”，企業才可以增量資金掩蓋存量資產的低效率。而在這方面，地方政府或者有關政府部門是最重要的“關聯方”，否則虛擬的“重組”難以成功。

　　第六，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缺位為上市公司操縱利潤提供了極大方便。國有股“一股獨大”，上市公司與其母公司、控股股東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系，通過關聯交易來操縱利潤，特別是一些沒有實現三分開的上市公司，其與大股東實際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上市公司之上還有一個大老板，會計核算非常隨意，業績可以在母子公司之間移來移去，沒有任何的可比性及可靠性。

　　第七，盈利預測成為不能充饑的“畫餅”。由于盈利預測是建立在某些資料及假設的基礎上的，這些資料及假設因素的變化會引起財務報表及預測結果的變動，特別是上市前的剝離與模擬，對盈利能力和盈利的持續性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加上一些上市公司上市后隨意改變資金的投向，更有甚者，一些上市公司發行股票后，幾千萬的籌資因沒有投向而存入銀行，仍然樂此不疲地進行配股籌資。所有這些，都使盈利預測的盈利成為不能充饑的“畫餅”。

　　第八，莊家操縱的上市公司往往出現“黑洞”。這些上市公司，一般總股本不大、流通股的比例較高、上市公司所處的產業前景一般、公司的經營狀況也一般、實現盈利但很少分紅等。當莊家要退出操縱時，這類公司還常表現為固定資產購置迅速增加。莊家的操縱手法是，通過設立幾個公司與上市公司完成交易的全過程。由莊家控制的幾個公司分別給上市公司供貨、銷貨、買貨，以形成一個完整的生意循環，以此來操縱上市公司的賬面盈利，莊家從二級市場獲得巨額利潤。所以對有莊的上市公司一定要小心。這種系統性的做假，注冊會計師往往通過審計難以發現，即便有所察覺，也很難給其行為定性。同時，以上做假手法也對監管當局提出了巨大挑戰。

　　所以“斬草除根”的辦法，應當先醫好上市公司的“病”，才能對會計、注冊會計師行業的造假“頑癥”“手到病除”。雖然我們事務所的“水平”還沒有達到美國安達信那么“高級”——“通同作弊”、“聯手造假”、“銷毀工作底稿”的程度，但如果中國有一家事務所面對安然公司這樣的“一片沼澤地”，也不見得能保持自己的“清白”，很可能早就淹死了！

　　北大教授張維迎曾指出，隨著我國產權制度的逐步建立、市場經濟愈發成熟、市場競爭趨向充分，誠信必將越來越好。由此看來，誠信與其說是倡導的，不如說是制度化的結果，是競爭的結果。

　　（三）守住誠信防線，謹慎甄選客戶。

　　個人誠實守信，會受到尊重；企業誠實守信，能贏得市場；會計師事務所誠實守信，才能生存、發展。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生命，誠信是商業活動的必備要素。會計師事務所的產品就是誠信，如果會計師事務所信用缺失，將造成社會成本增加，市場風險加大；從深層次上說，還將造成整個社會資源使用效率低下，制約國民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因而，對事務所來說，誠信是本，誠信是金，誠信是命！這已經是大家公認的真締。朱镕基總理兩次奮筆疾書：“不做假賬”，是一把高懸在會計、注冊會計師和一切從事經濟工作（包括領導人員在內）人員頭上的利劍！對會計業來說，應當是一把雙刃劍，既約束了我們，也保護了我們！我們一定要用好這把雙刃的“尚方寶劍”！

　　2001年因不誠信而毀人害己的案例可謂教訓深刻。在追遂利益、收益的趨使下，一些上市公司、會計師事務所鋌而走險，忽視、踐踏信用，出具虛假會計報告、審計報告，欺騙國家政府、坑害股民百姓、擾亂市場秩序，信用缺失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和金融安全的“瓶頸”。這些也引起大多數業內人士的高度注意。

　　“商場如戰場”，企業能否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搶占制高點，取決于決策者是否善于運籌帷幄和驍勇善戰，如果一個決策者言而無信，漠視合作者和證券市場的要求，以次充好，坑蒙拐騙，簽字不認，事先設下陷井讓你往下跳，那么，等待那個企業與經營者的，一方面會因做假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注冊會計師應當遠離它，不讓它入局。注冊會計師是國家法律賦予的、進行社會經濟活動鑒證任務的中堅力量，尤其應當把誠信視為自己的生命，以良好的信用譽贏得市場認可的同時，也就贏得實實在在的經濟價值。但問題在于你講誠信客戶不講你怎么辦？那就只有一條：把住誠信底線，謹慎甄選客戶，把不誠信的客戶驅逐出去。還要訂下一條行規：凡一家事務所因客戶要求做假而拒絕接受審計，另一家事務也不許去做，違反這一條的后任事務所，也要受到嚴懲！行業內的口號應當是：團結起來，凈化環境！

　　我們可以從過去許多案例中，找出審計工作的若干風險點，并把它區分為若干等級，對每一等級采取不同的審計策略，以防范風險、保護自己。鄭朝暉同志在一篇文章里把那些善于做假的客戶稱之務“恐怖分子”。怎么發現“恐怖分子”呢？他指出上市公司財務造假風險最大的有五種情況，而這五種情況美國的安然公司都曾出現過：

　　1、 異動股

　　一般企業的業績具有慣性，除非天災人禍，但現在有些上市公司業績變臉很快，此類上市公司前期業績基本不可信。股價波動厲害的上市公司，多半已被惡莊控制，上市公司的業績已完全淪為惡莊欺騙股民的謊言，上市公司利用業績配合莊家炒作，此類上市公司業績最不可信。銀廣夏的教訓告訴我們，一些公司出現超乎常規高成長的業績往往不可信，對這種制造出來的績優股一定要抱十分小心的態度，說不定這就是顆地雷；還有那些業績優良但股價疲軟的公司，如生態農業，為什么業績好卻沒有莊家看上呢？

　　2、 重組股

　　這類上市公司資本運作往往存在財務造假與二級市場操作，資本運作頻繁本身說明其前面的資本運作是虛假的，后面的資本運作也難保真實性。此外，上市公司和大股東及其關聯方有較多關聯交易，其業績也不可信。

　　3、 圈錢股

　　IPO即首次發行股票的上市公司，由于經過大規模的上市改組，其前三年的業績與實際業績相差太遠，特別是剝離劣質資產上市的公司，這些公司前三年的業績嚴格地說并不是其真實業績，而是人為的模擬業績，難免含有很大的水分，所以，首發股票的招股說明書及上市公告書上的業績最好不要拿來做投資參考。再融資股票業績往往畸高，畸高的背后往往是造假——對于凈資產收益率超過15％的業績都要小心，特別是通過重組和概念換來的業績。

　　4、“T”類股

　　證監會決定，從明年1月1日起取消“PT”制度，PT公司都面臨著退市的威脅。而ST公司同樣面臨著一個虧損三年后直接退市的問題。可以說PT、ST公司目前都處在風口浪尖上，作為投資者來說，年報出臺前還是遠離那些已連續兩年半虧損、目前又無實質性重組方案出臺的上市公司股票。

　　5、關聯股

　　沒有“三分開”的上市公司。其與大股東實際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會計核算非常隨意，業績在母子公司之間移來移去，沒有任何的可比性及可靠性。此外，上市公司和大股東及其關聯方有較多關聯交易，其業績也不可信，因為目前關聯交易非常不公允，實現的業績往往不可持續，具有很大的欺騙性。

　　據美國國會的最新調查顯示，1999年8月和2000年5月，安然用自己的股票收購關聯企業的期權和債券時，另一家國際會計公司經過審計兩次都表示交易“公允合理”。而關聯企業通常都被安然用來隱藏債務，這兩項交易最終讓安然損失慘重。

　　據李若山教授研究，從美國證監會和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得到的最新資料表明，安然歐洲分部的一家資產只有幾百萬美元的小公司，正是利用關聯交易，隱藏了6億美元的債務。在調查尚未結束前，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安然公司在處理資產的方式上，“玩”出了許多新手段，而這些衍生出來的金融工具對審計人員來說甚為陌生。在判斷這些交易是否公允合理時，會計事務所常表現得無能為力。當我們在未來遇到這些問題時，就應當借助這個前車之鑒。

　　據介紹，安然公司幾乎把所有的資產都轉化成衍生金融工具，而這些是以未來不確定交易為特征的。安然公司將資產都演變成一個協議，預計未來某個時間賣出某個價錢。由于創新，使安然公司會計利潤大大增加。事實上，這些利潤也是不確定的，而會計師要評估其利潤，就缺乏一定的標準。

　　李若山認為，安然破產與其說是公司經營失敗，不如說是會計業的失敗、會計技術和理論的失敗。就安然案中的三個審計“陷阱”而言，除金融工具在中國還沒有出現外，關聯交易和表外融資則“罪孽深重”。

　　李若山提出了“舞弊三條線理論”：一曰壓力，二曰機會，三曰借口，一旦這三個條件同時存在，就必然產生舞弊。壓力，如公司業績，股市要看到的是公司良好的業績，但主營業務收益緩慢，虛報業績就成為可能；機會，如監管不嚴，不按審計程序做報表；借口，大家都在做，為了公司業績、為了股價攀升，為何不做，不做白不做。壓力來自于公司經營的特質，盈利的目的是其稟賦；機會是制度環境的不完善；借口是不完善的制度“創造”的造假機會，甚至是造假的根源所在。而這所有的底線，就是誠信。一定要守住這條底線！

　　（四）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是監管的基礎。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是執行法律的基礎。會計業的職業道德實質上是“雙重”責任——道德責任、法律責任；因此需要“雙重”制約——道德制約、法律制約。法律不是“法力無邊”的，道德同樣也不是萬能的，必須“雙管齊下”。我國現行會計監督體系，李若山教授認為存在三大缺陷：

　　1、在目前法規中，民事賠償責任厘定不夠。類似的《公司法》、《證券法》等都有這個弊端，而且誰執法也是個問題，財政部還是證監會？基于成本和人力，機構發現犯錯的概率是很低的。機構的積極性永遠沒有被侵權者的積極性大，如果法規給予被侵權者一個依法自衛、要求賠償的機會，那無疑會大大增加發現犯錯的概率。

　　2、處罰的方式存在弊端，有罪罰不當之嫌。如公司造假被發現了，證監會查處、罰款，罰的是公司的錢，而公司的錢就是股東的錢。這樣一來，公司造假一旦東窗事發，股價下跌使股東利益在二級市場受損，事后有關部門再對上市公司罰款，等于又罰了股東的錢。這就是罪罰不當，犯錯的董事、經理沒有受罰，反而公司的資產受到“損失”。做不到誰造假誰受罰，股東還敢去上訴嗎？

　　3、現行法規中沒有舉證倒置。股東或股民要告公司或會計師事務所，必須自行提出其造假的證據，提供不出來，造假指控就難以成立。然而，一般的股民能像會計師那樣相對自由地閱讀公司的財務報表嗎？個別股民可以和一個機構相抗衡嗎？國外的操作是，實施“信賴舉證”，不用原告舉證，反過來，被告必須拿出證據證明自己沒有造假，否則就必須承擔賠償責任。

　　還有的認為，從已經處罰的若干案例看，我國的處罰方式存在問題。對上市公司處罰過輕，對會計師事務所處罰過重；對事務所處罰過重，對注冊會計師個人處罰過輕。一旦“東窗事發”，動輟就吊銷整個事務所的執業資格，讓成百人立即流離失所！大所一方面是規模大，所它才有資格做上市業務；正因為如此，另一方面他們犯錯誤的概率也就大，所以受處罰的多是一些大所。如果大所一個個倒下，留下的一批小所再“從頭越”，在這樣的政策指導下，我們中國永遠不會有“五大”。即使是在美國，如果也實行這樣的政策，今天也不可能有“五大”！因為“五大”也在不斷犯錯誤，一百多年中，不知道犯了多少錯誤，而且不少屬于“大案要案”。如果安然事件中的安達信，發生在今天的中國，恐怕“槍斃”一百次都有余了！

　　在資本市場甚至在整個社會，法律應該是規范主體行為的最基本準則，而誠信作為一種職業道德或社會公德可以提倡，但不能以提倡誠信來掩蓋法律建構的必要性。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事務所的獨立性是以其商業性為基礎的。會計師的獨立和公正時時刻刻與其利益在博弈，一旦遇到利益大于誠信的時候，故意犯錯或有意回避等就會產生。然而，獲益都是即時的，而受罰都是滯后的，眼前的利益或許更能誘惑會計師去有意或無意地犯錯，因為預期獲益而舞弊是與生俱來的。所以，法律必須事先約定，不讓在公正與利益博弈時存在時間差。法律是保證誠信最重要的基石。

　　（五）讓市場利益主體監管營運主體。

　　市場的營運主體是上市公司，而市場利益主體是多種投資者，讓利益主體監督市場營運主體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的監管。美國的安然與中國的銀廣廈，同屬造假，同屬對利益的追求，同屬缺乏誠信，但兩起事件有著許多不同點。不能簡單地把“安然”稱之為“中國的銀廣廈”，關鍵就在于兩者監督的主體不同。

　　因利益失衡出現的重大偏差，需要通過平衡利益來校正。將銀廣夏事件與安然事件前后市場的種種反應進行對比，就可以看到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發展多種利益主體是何等迫切

　　安然造假被揭穿是個比較長的過程，是投資人“用腳投票”的結果。安然股價在2001年初最高時達90美元，后來隨著媒體和分析師的質疑步步下跌，跌至1美元以下，破產已完全在預期之中。所以《華爾街日報》說：“安然敗了，但市場勝了。”

　　銀廣夏的造假故事觸目驚心，在反思過程中，人們對監管的理解，還是過多地集中在職能部門身上，例如證監會和司法機構；集中在注冊會計師身上，例如中天勤。其結果是“中天勤崩塌，銀廣廈發達”，“事務所死了，上市公司活著”。從安然事件可以看出，證監會和司法介入固然重要，但這主要還是事后的監管，而在整個事件發生過程中，若要較早阻止或揭露造假行為，使市場公正和效率得以體現，市場本身的制衡力量很重要。我們缺乏的恰恰是這種最強大、最及時、最根本的監管——市場參與者的監管。

　　專家們分析，中國的市場參與者對證券市場的監督相當薄弱。這與中國證券市場與生俱來的結構性缺陷相關，也與市場本身的發展水平相關。成熟的市場上總有相互對立的利益主體，相輔相成，相克相生，各種利益主體形成平衡，各方的分析師和媒體一起形成強大的市場合力，推動了市場透明度的提高。中國市場發展還在初期，買方與賣方幾乎已經利益趨同——暗中勾結者之外，最重要的是券商自身恰恰正是賣方，“買賣一家”的壟斷局面使市場上難以形成獨立的強大買方力量。在這種既有的格局中，注冊會計師只能扮演“替罪羊”的角色！

　　因利益失衡出現的重大偏差，需要通過平衡利益來校正。將銀廣夏事件與安然事件前后市場的種種反應進行對比，就可以看到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發展多種利益主體是何等迫切。目前，我國一是在基金業放開行業準入，改審批制為核準制，使機構投資者的發展與壯大體現出多種利益主體并存的原則；二是選擇時機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建立做空機制，使市場的各種力量有足夠的激勵相互制衡。在當前，決策者可能出于對現有行政“監管能力”的擔憂，放緩市場自由化腳步。不過，理論和經驗都表明，以行政監管來代替市場監督從來是得不償失，以注冊會計師的監管來取代一切，那也只能是一種幻想！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才是建立公正市場秩序之本。

　　（六）要想實行“上市公司退市制”政府要首先退市。

　　由于我國目前的股市基本上還是“政府股市”、“政策股市”，所以要實現“上市公司退市制”，必須首先讓政府退出市場。

　　3.15是維護消費者權益的日子，買了假貨可以到消費者協會去投訴，還可到法院去告狀，討個公道。但是買了弄虛作假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想投訴，早先是法院“不受理”，現在是“受理”了，但附加條件又很多。為什么不能象實物商品那樣，嚴懲造假者，真正保護投資者的權益呢？回答說：“買商品是為了用，買股票是投機，既然是投機就承擔風險，所以得拿出點本兒來，比如無償交出50%股權之類的。”

　　在百貨商場里，顧客是上帝；在股市里，股民就不是上帝了，這就是我們股市的悲哀。象王海那樣的打假英雄是不買股票的，因為他知道，想到股市里來打假是很難的！買了假商品，可以索賠，買了鄭百文，讓你無償拿出50%的股權，還要說風險共擔，否則顆粒無收！這就叫氣死打假英雄！最后總得找一個“替死的”來打一頓——那就只有注冊會計師！

　　有人說：“中國的上市公司反正死不了，因為它是國有企業”！從“深圳原野”搖身一變成了“世紀星源”，從“瓊民源”搖身一變成為“中關村”。丑小鴨變天鵝，股民發了大財。銀廣廈作假跌到底部，現在連連漲停。鄭百文重組多次失敗，又殺出了個“三聯”，似乎又會“前程似景”。ST版塊輪番漲，績優股不斷跌。法寶就是“重組”。實質上是用“重組”逃避了賠償的經濟責任。中國證券市場的“中國特色”就是“賠不起就重組”，而重組離不開政府的支持。這種方式的危害性極大，注冊會計師因此而受牽連的不在少數。

　　安然事件發生之后，被嚇壞了的人們突然發現，原來“信用”如此重要，不僅是對上市公司，而且是注冊會計師行業，更涉及整個經濟體系；人們同時發現，原來屬于不起眼的會計竟然也如此重要，甚至可能成為經濟危機的導火索。果真如此嗎？會計固然重要，但是我們這里討論的都是會計提供信息給投資者這一職能，它只影響我們眼中的企業，而不影響真實的企業。會計的描繪可能讓人們產生好的或不好的預期，于是就產生了2001年末發生的“注冊會計師做假”連鎖反應。安永的主席詹姆斯？特利說，安然事件“在本質上是經營失敗”。雖然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的擔憂不無道理，但會計問題不等于經營問題，會計失敗也不等于經營失敗。

　　在一個事件發生之后，由于恐懼心理的作用，人們往往做出過度的反應，而隨著時間的流逝，事實終歸會戰勝恐懼。會計雖然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決定經濟成敗的關鍵是企業的經營質量，而不是會計質量。也許我們應該換一個角度來看待最近半年來發生的這一系列事件，至少它們讓我們在癌細胞還沒有擴散之前發現了腫瘤的存在，并引導我們走向更完善的經濟體制。

　　把“花錢容易掙錢難”這句話改成“圈錢容易掙錢難”，用以形容眾國有上市公司的業績表現，倒是十分貼切。 股民們都知道，上市公司在配股或增發新股前，都有令股民怦然心動的項目計劃和預期收益（利潤）計劃，誘使股民們心甘情愿地掏錢認購。可是一旦圈錢的目的達到，多數上市公司立即隨意改變資金投向，要么亂鋪攤子，要么胡亂花錢，全然不顧股東的利益。有一支有形的手在背后操縱，那就是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門。

　　在一個規則形同虛設的股市內，掏錢購股是你股民的事，怎樣花你股民的錢則是上市公司的事。如果說當年讓大量“劣質”國企“包裝”上市是政策的“失誤”，那么現如今繼續讓大批“劣質”上市公司在股市內再度圈錢，則是監管機構的“容忍”所必然結出的惡果。

　　現階段的國內股市，上市公司絕大多數為國企，本該純市場化的股市是個地道的“政府市”。既然國有資本是股市中占大頭的原始股本，股市中上市公司的種種違規、違法之舉以及難見陽光的腐敗黑幕，政府屬下的監管機構哪有能力予以徹查？哪能不有所顧忌？！

　　要“從嚴”就得讓“政府退市”。“國有股”“一股獨大”受制于政府……，只要這個實質性的難題不突破，股市的“火災”警報就不會解除！僅有注冊會計師這個名不符實的“經濟警察”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