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被安然、世通，以及其他一些公司的丑聞搞得焦頭爛額之時，中國也爆發與其頗為相似的銀廣夏事件，它直接導致追究公司領導層的法律責任，對其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的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被撤銷，簽字注冊會計師面臨牢獄之災。此后，一些其他藍籌股公司也被發現存在偽造財務數據，披露誤導性財務信息的行為。這些丑聞的揭露極大地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成為中國股市長久低迷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趣的是在驚爆這些公司丑聞背后的故事。三位美國女性因揭露了丑聞而成為新聞人物，她們是：SherronWatkins（安然）、CynthiaCooper（世通）和ColeenRowley（聯邦調查局）。她們被《時代》雜志評為“2002年度人物”。無獨有偶，在中國，中央財經大學研究員劉姝威因其在揭露藍田股份造假案中所作的貢獻，被中國中央電視臺評為“2002年度cctv中國經濟人物”。從上述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美兩國都出現了類似的案例：均涉及大型藍籌股公司，公司最終破產或者驕人業績的神話破滅，高層管理人員遭到起訴；同時，兩國各自的最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均因丑聞而倒閉。

　　隨之我們所看到的是兩國政府和會計職業界亡羊補牢，紛紛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其中薩賓斯—奧克斯利法案是美國采取的最主要的法律措施。它不僅對美國，而且對世界的許多地方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有評論認為，中國是最深入研究薩賓斯—奧克斯利法案，并且迅速地從該法案中借鑒某些措施的國家。表現為：（1）在該法案被美國國會通過僅僅幾周之后，即被仔細地翻譯成中文刊出，其速度之快為歷史上所罕見。（2）該法案成為我國主要商業雜志和報紙的熱點議題之一，其影響之廣為歷史上所罕見。（3）我國監管機構和會計職業界已從該法案中借鑒了某些措施。中國證監會已經實施，要求上市公司負責人和財務主管對公開會計報表的真實可靠性簽字保證，以及即將實行要求會計師事務所簽字會計師定期輪換的規定。

　　中美兩國應對公司丑聞的不同策略

　　安然事件以及隨后頒布的薩賓斯－奧克斯利法案對會計理論和實務的影響，最明顯的是對制定會計準則的傳統思路提出了挑戰。在美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正在醞釀改弦更張，從以規則為基礎的準則制定模式轉向以原則為基礎的新思路。其影響所致，在我國也有人對此嚴重關注，認為應迅速改變中國會計的發展方向，即中國的會計準則也應更多地以原則為基礎。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自安然事件以來，財政部新頒布或者修訂的會計準則比以往更加強調具體的規則和規定。其中典型的例子是《關聯方之間出售資產等有關會計處理問題暫行規定》（財會[2001]64號），對上市公司通過關聯交易所產生的收益的確認施加了非常嚴格的限制。兩者解決方案的差異如此之大，成為會計學者進行研究的熱門課題。

　　在對待會計執業界的問題上，美國的解決方案是建立更加獨立的公共會計監管委員會，既不是依賴于會計職業界的自律管理，也不是由政府部門實行監管。但是中國所采取的解決方案卻是不同的。銀廣夏丑聞和其他公司造假案被揭露后，財政部收回了已經賦予行業協會的一些監管權。很明顯，在發生公司丑聞后，中國的會計執業界受到重創，鐘擺擺回到政府監管的模式，和美國的獨立監管模式大相徑庭。

　　中美兩國之所以產生如此不同的對策，可以追溯到兩國在社會、經濟、文化等諸多差異。例如：中美兩國政府所起的作用不同，法律及其實施狀況差別很大；兩國經濟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同，需要深入改革的領域不同，改革的步伐也不同；公司環境與文化不同，對會計也有較大的影響等等。

　　從中國的歷史背景看，在計劃經濟時期，所有公司均為國有；政府是財務報表的唯一使用者；財務報表的設計主要考慮滿足政府宏觀管理的需要。中國的會計從來就是由財政部門所控制，由財政部門進行管理。在大約30年里，中國經歷了一個沒有會計準則，只有統一會計制度的時期。在高度的計劃經濟環境下，企業利潤全部上交，沒有為私利作假的動機，盈余管理聞所未聞。統一會計制度對會計處理作出了非常詳細的規定。會計職能讓位于簿記，審計職業干脆取消。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開始，中國果斷地實施了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使中國進入了史無前例的快速發展階段。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迅速打破，代之以多種經濟并存和互相參股的多元經濟。政府職能從大包大攬逐步回歸到其本來的位置，事實證明，這需要一個過程。這一時期我國出現的兩大舉措對會計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一是對外開放，二是發展資本市場。開放帶來了國際通行的會計慣例，國際會計準則和美國的公認會計原則成為會計改革的藍本，中國開始建立一整套會計準則的艱難歷程。資本市場的發展改變了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先后次序，投資者的位置凸現出來。資本市場的出現需要建立一個范圍更為廣泛的財務報告監管框架，并引起了投資者對信息披露的數量和質量和公司治理的關注。為資本市場提供一個財務報告監管框架的需要成為會計改革的又一主要推動力。改革的總體趨勢是將中國的會計推向國際會計的主流體系中。事實也證明，這個演變需要一個過程。

　　我國證券市場的特點

　　中國市場作為一個新興市場，有很多特殊之處。首先，上市公司發行的股票有“A”股和“B”股之分。A股市場與B股市場之間有嚴格的界限，這些股份是由不同種類的投資者所持有的，在互相割裂的市場上進行交易。同時發行A、B股的公司需要編制兩套財務報表，其中一套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制，通常由國內會計師事務所按照中國審計準則進行審計；另一套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按照國際審計準則進行審計。這樣，同樣的公司，同樣的經濟業務和交易，但是所反映的凈利潤卻不相同。于是出現了中國特有的會計問題。其次，中國股份公司的股票又分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A股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非流通股，包括國家股和法人股。國家股代表投入企業的政府資金；法人股由與政府或其機構有聯系的境內法人實體所持有。國家股不可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流通；法人股僅可在機構之間流通，通過一個證券交易報價系統進行交易。類似地，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割裂也導致了很多特殊的會計問題。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東享有的權益相同，但是其投入是不同的。流通股需以現金認購，而非流通股以其他資產按賬面價值換取，則這些股份的真實成本究竟是多少？更引人關注的問題是，控股股東（即非流通股股東）并不關心市場價格，市盈率對控股股東而言毫無意義。我們在討論會計準則時，離不開會計報表的使用者，我們是否應研究非流通股股東的行為呢？他們畢竟是大股東嘛。

　　中國市場的特殊之處還在于流轉稅占政府稅收收入的比重大約為70%.由于流轉稅不需要依賴準確的會計記錄，因而更易于操作。所得稅的名義稅率較高（33%），但實際稅率較低（常有減免），因而管理當局發現虛報利潤并不會使所得稅稅負增加太多，這種情況的后果就是盈余管理的成本較低。這種稅種上的安排對虛假會計信息的影響也不能忽略。

　　我國證券市場上的又一個特點是對收益率設定了一些門檻。現行政策規定凈資產收益率為6%是上市公司增發和配股的最低門檻（1995～2001年規定為10%），且增發和配股基本上是上市公司籌集額外資本的唯一渠道。這種情況所導致的現象有時稱為“政策誘發的盈余管理”。在證監會設定在融資的利潤標準之前，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基本呈正態分布；但在1995年以后，凈資產收益率高度集中于10％～11％之間，以后又集中在6％至7％。其中隱藏著多少經過精加工的會計數據，恐怕只有上市公司本身心知肚明了。

　　因利潤標準所導致的盈余管理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問題。盈余管理經常是通過控股股東與上市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的。由于在股權結構中，國家股股東處于控制地位，同時上市公司與其母公司之間資產、管理和業務并未做到截然分開，上市公司與其母公司之間存在大量關聯交易，嚴重侵害少數股東的權益。今天我們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所遇到的很多問題都與我們的上市公司的這一歷史背景相關。上市公司大股東利用上市公司圈錢，將上市公司作為“提款機”的情況并不少見。通過關聯交易安排，母公司占用了上市公司的募集資金，用于其自身的目的。我們經常看到上市公司與其母公司之間一些購銷業務，實為掩蓋利潤轉移。這嚴重歪曲了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這是我國政府部門備感頭痛的會計問題，也是他不得不進場干預的一個原因。過度的盈余管理也是審計師簽發大量的非標準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無奈之舉。最近幾年，上市公司審計報告中約有15%～18%為非標準無保留意見，而其他市場中這一比例僅為3～5%.

　　我國虛假會計信息的特有成因

　　在我國，造成虛假會計信息的原因非常復雜，也呈現出和美國不同的特點：

　　1.法制尚待健全。近年來，中國幾乎頒布了所有對應的法律，但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得到嚴格執行的法律并不很多，相對于美國來說，法律法規執行不力的問題是中國會計環境中的突出因素。某些法律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的細則，且含義過于模糊，致使操作困難。對敢于闖關的人來說，又留下了有機可乘的余地。地方政府也可能為本地公司的違法行為提供保護，因為這些本地公司無論對本地的經濟還是官員的政績而言關系重大。再有，政府將保持社會穩定作為最重要的目標，當法律的實施有可能引發社會公眾的強烈反彈時，很可能對于該法律的實施將會重新考慮。在這樣的問題面前，會計信息的某些失真能算什么問題？碰上這樣的問題，注冊會計師一籌莫展，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中國注冊會計師遇到的頂尖難題。

　　2.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首先是注冊會計師隊伍良莠不齊，市場尚未做到規范有序，惡性競爭造成遷就客戶。回扣安排猶如腐蝕劑，侵蝕會計師的獨立人格。其次是懲戒的制度安排。會計師事務所最初掛靠于政府機構，現雖已脫鉤，但仍以有限責任公司的方式運作，審計失敗的代價不重，不乏鋌而走險者。訴訟風險成為真正的威脅僅僅是在銀廣夏事件之后。然而，法院受理時緊時松，法院判案時輕時重，行政處罰沒有嚴格的標準。這些都不利于注冊會計師增強獨立性。

　　3.控股股東的干預問題。據2002年12月的統計數據，國家仍是超過800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占上市公司總數的比例為77%.大股東持股比例在首次公開發行后平均為56.5%，其后再融資后仍保持在52%.我們前面已討論過此類股權結構下的關聯交易問題，已經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關聯交易的非關聯安排，令注冊會計師鞭長莫及，業務往來的詢證程序，極難有效執行。在這樣的環境下執業，風險陡增。

　　4.所有者缺位。由于絕大多數上市公司由國有企業控股，而控股上市公司的國有企業又為不同的政府機關所擁有。在公司運作過程中，經常難以認定誰是最終所有者。對產權的保護也就不如民營企業。所有權的缺位使得管理層能夠幾乎毫無顧忌地編制虛假財務報表，管理層利用這種信息不對稱謀求其自身利益的情況屢見不鮮。人們將很多財務丑聞和犯罪行為歸咎于“所有者缺位”現象的存在，不無道理。我國管理層造假的問題遠遠超過盈余管理的通常概念，成為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5.公司治理結構上的缺陷。董事會缺乏獨立性，往往是由于董事會成員和高層管理人員均由同一政府機構任命。董事會成員缺乏履行其職責必須的權利和激勵機制。他們認為要為控股股東的利益服務，而不是為整個上市公司和其他投資者的利益工作。董事會成員的知識結構往往制約了他們充分發揮作用。現行制度對董事會決策的披露有限，也是急需改變的狀況。

　　6.缺少有效市場和機構投資者。我國證券市場上短線炒作、通過傳言操縱市場的行為甚為普遍，甚至誘使企業傳播虛假會計信息，從中牟利。最近引進合格境外投資者，就是意在提高機構投資者的質量。

　　對會計準則制定和會計監管制度安排的一些思考

　　了解了我國社會經濟制度的特點，對我國會計準則制定和會計監管制度安排的問題容易看得更加明白。

　　1.會計準則的制定問題。國際會計準則發展的一個普遍趨勢是越來越多地采納公允價值的概念。有趣的是公允價值在中國的運用經歷了一番曲折，出現了和國際會計主流不相一致的走勢。在1998～1999年頒布的三個會計準則-《投資》、《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交易》中，我們實際上采用了公允價值概念。到2001年，在上市公司假賬丑聞被接連揭露后，財政部對這些準則進行了修訂，最重要的根本性變化之一就是不再使用公允價值作為計量基礎。人們推測其主要原因是：（1）管理當局經常出于操縱利潤的目的在確定公允價值時濫用判斷。防止造假可能是財政部這樣做最主要的理由。這種行為也為一些學術研究所證實。（2）從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考慮，在缺乏活躍市場的情況下，進行資產評估或者選用資產計價模型的成本過高，超過了運用公允價值可能帶來的利益。（3）中國會計人員的法制觀念、職業操守和業務水準都使他們難以放棄歷史成本計價而改用公允價值計價。（4）正如我們前面所討論的，所有者缺位現象的存在導致難以對企業經營者利用公允價值粉飾會計報告的行為加以抑制。

　　當然，仍然有不少人在為公允價值概念的采用問題而奔走。他們主張不應由于環境方面的原因而放棄使用公允價值，相反，應當堅持推行公允價值概念，同時努力創建一個更好的環境。不是遷就環境而是改變環境，這無疑是正確的態度，但是我們都知道這需要時間。

　　從公允價值概念的采用到放棄，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會計準則制定部門并不是不愿意采用公允價值概念，也不是不理解公允價值對于增強會計信息相關性的重要作用，而是推行公允價值計價的努力遭到了不健康的市場環境和不成熟的發展階段的制約。近年來企業利用公允價值操縱利潤的案例層出不窮，使人們對于公允價值的運用謹而慎之。當公允價值的采用可能嚴重影響會計信息的可靠性的時候，政策制定者寧可選擇犧牲相關性而確保可靠性。這也反映出在政府主導的準則制定體系中內在的邏輯，即政策優先于原則。這是中國會計準則的發展過程為何區別于其他很多國家的一個主要原因。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它們當前的考慮是準則制定應以原則為導向還是以規則為導向；而在中國，這一問題在某些時候就變成：準則的制定究竟應當是以原則為導向還是以政策為導向。

　　在中國，目前實施以原則為導向的會計時機尚未成熟。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公允價值問題。除此以外，其他一些問題也有助于說明這一點。首先，中國尚無一套可以對多種多樣的經濟業務的會計處理加以規范的、全面的準則體系，許多重要的會計準則尚未出臺。其次，中國缺少一個會計概念框架用于指導具體會計準則的制定，基本會計準則與具體會計準則相沖突的事例屢見不鮮。因此，新一屆會計準則委員會有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個會計概念框架，以指導準則的制定。這一任務還剛剛開始。第三，對中國會計問題的研究和探索尚未形成一個理論基礎，還有一系列至關重要的會計問題尚未進行深入的探索和爭論，它們尚不足以支持中國采用以原則為導向的會計。第四，中國會計人員需要詳細的指南，以幫助他們將會計準則應用于多種多樣的、復雜的經濟業務。我們中的很多人相信，以原則為導向確實是我們的努力方向，以規則為導向卻是中國會計發展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過渡階段。

　　2.關于會計職業的監管問題。美國在丑聞出現后立即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公共會計監管委員會，而中國與美國不同，政府在丑聞出現后很快直接介入了監管。在選擇采用何種監管系統時，決定性的考慮因素就是所選擇的系統能否符合本國的實際環境，以確保所選用的監管系統能平穩運行，降低監管成本，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和效率，使公眾利益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并確保職業注冊會計師服務市場能持續、健康發展。我認為，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不斷增強和政府職能轉變的不斷深化，成立獨立的公共監管機構必將成為一種值得考慮的政策替代。

　　相對于美國發生的財務丑聞，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情況有以下三方面的不同：

　　1.股票期權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在美國公司中大行其道，它極大地激發了高層管理人員的積極性，但同時又被認為是許多財務丑聞的重要誘因。幸運的是，股票期權的概念直到最近才被引入中國。準備實施該計劃的公司已從美國的經驗中看到：在實施股票期權計劃之前必須建立強有力的公司治理結構。同時我們也看到：股票期權的會計處理問題，例如是否應將其確認為費用，也是在實施股票期權計劃之前必須先加以解決的問題。前車之鑒，可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

　　2.令人眼花繚亂的衍生金融工具，近年來在美國被廣泛應用，某些衍生金融工具被認為是產生財務問題的重要原因。而在中國，金融工具的應用并不普遍，更沒有象安然事件中被濫用的特定目的實體這樣復雜的金融工具。簡單的籌資方式使得財務報表編制和準則制定都較為簡單。相信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金融工具會越來越多地被應用，但是我們在運用復雜的衍生金融工具時都將會非常謹慎，并盡力避免重蹈美國的覆轍。這也可以認為是一種“后發優勢”。

　　3.咨詢服務收入在中國會計師事務所的收入總額中所占的比例不足5%.因此，還不會象美國的會計師事務所那樣因為從事咨詢業務而對其獨立性造成損害。

　　中國正在穩步、堅定地沿著市場經濟的道路前進，我國政府是愿意采用市場規則的。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以后，政府決定履行其在“入世”協議中所作的承諾，目前也正在對所有的法律、法規和規章進行徹底的檢查和清理，以廢止那些與WTO規則相沖突的規定。我們從事會計工作的法律環境正在得到改善。同時，中國探索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努力也從未懈怠，這可從制度上抑制這些問題的滋生。另外，中國的會計執業界正在成長壯大，注冊會計師專業水準逐漸提高，行業協會的自律管理能力日益增強。總之，我們沒有理由對中國會計的發展感到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