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與俄羅斯兩國都在實行經濟改革和體制轉軌，但中國與前蘇聯或現在的俄羅斯改革的起點、方式、成本及改革的效果都大相徑庭。國際學術界對中俄改革的進程與成效都有不同的解讀，但一般以肯定中國改革的為多，支持俄羅斯改革的為少；否定俄羅斯改革的為多，批評中國改革的為少。

　　一、不同的改革起點及其原因

　　前蘇聯從1917年10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到1985年3月米。謝。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為時68年，到1991年12月蘇聯解體，為時74年。在這期間，前蘇聯探索并實行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特別是軍事技術成就，成為世界上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抗衡的重要政治力量，是兩極世界中一極的政治、軍事和精神領袖，是舉世公認的超級大國。

　　但前蘇聯也經歷了巨大的曲折與不少坎坷，出現了重大失誤。前蘇聯根據意識形態的不同劃分敵友勢力范圍，組成政治經濟聯盟和軍事對抗集團，進行了長達40多年的冷戰，并對國內實行高壓管制與恐怖統治，片面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國民經濟的80％與軍事有關），對外搞強權政治，“輸出革命”，“莫斯科之手”無處不在。在前蘇聯，計劃經濟為時最長、范圍最廣、程度最深，危害也就最烈了。70多年的計劃經濟與強權政治使前蘇聯經濟疏漏百出，計劃制訂者幾十年“不斷完善的詳盡計劃”并沒有使其經濟擺脫的結構失衡、比例失調、商品短缺和體制危機的長期綜合癥。

　　到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臺開始經濟改革和政治新思維時，前蘇聯累積了許多根深蒂固的矛盾與問題，面臨著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經濟上長期以低效率和低效益（“兩低”）為其主要特征，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有限，特別是與西歐和美國相比，人均生活水平與經濟福利更是相差甚遠。

　　但相比較而言，70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及強權政治而累積的政治問題遠較經濟問題要多，而且政治問題比經濟問題更復雜、更尖銳、更深刻，政治問題比經濟問題更具迫切性和嚴重性，人們要求政治改革的愿望與呼聲也較經濟改革強烈。所以，前蘇聯在改革伊始就著眼于政治領域，提倡新思維，批評甚至否定過去的所作所為，實行各加盟共和國總統的直接選舉（如1991年葉利欽當選俄羅斯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當選為哈薩克斯坦總統）。因此，前蘇聯改革始于政治領域是由前蘇聯近70年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實行強權政治而累積了太多、太尖稅的政治問題使然。

　　我國從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開始經濟體制改革，這段時間為29年。雖然在這期間我國的政治經濟也產生了少問題，如政治上發生過“大躍進”、“反右”擴大化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不斷，而經濟上商品極為短缺，勞動生產率低下，人民普遍貧困。大部分人生活在基本溫飽線以下。也就是說，當時（1978年）的我國雖然存在著政治問題和經濟危機，但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人們的生活溫飽問題即人們的基本需要問題。也就是說，在當時的中國，經濟問題遠比政治問題迫切而嚴重，因為廣大民眾面臨著生存這個根本問題。中國領導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狀況，認為只有解決經濟問題，為數億中國人的生存提供物質條件，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1978年12月我國改革從經濟改革開始，是當時解決危機的“緊迫性次序”所致。

　　再將我國與前蘇聯進行橫向比較。改革伊始，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間（1949～1978年）遠較蘇聯（1917—1985年）為短，并且在如何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系列理論、措施和方針政策上的做法也與前蘇聯迥異，因而我國累積的政治問題與政治矛盾較前蘇聯為少，尖稅程度較前蘇聯為低，民眾對政治的反感與體會較前蘇聯為輕。因此，前蘇聯改革伊始就選擇了政治領域。而在經濟上，雖然前蘇聯的生活水平（1985年時人均GDP為6000美元）較西方國家為低，但在當時的經互會成員國中卻是最高的國家之一。

　　而我國經濟基礎薄弱，人口眾多，人們的實際生活水平（如當時我國的人均GDP為280美元）遠較前蘇聯為低。即使在我國經濟連年增長、俄羅斯經濟連續衰退的2000年，俄人均GNP仍為3500美元，而我國只有800美元。因此，當時，我國所面臨的當務之急是要解決世界近l／4人口的生計和生存問題，因而我國選擇經濟領域為改革的突破口。

　　二、改革方式的差異

　　中俄兩國的改革選擇了不同的起點：我國開始于經濟改革，前蘇聯起始于政治改革。就經濟改革而言，其改革的方式也迥然不同：我國采取漸進改革、逐步推進的方式；而俄羅斯采用激進改革、“休克療法”。

　　雖然兩種改革方式都要付出一定的經濟成本和社會代價，但它們的成本與代價是不相等的。從整體上看，我國的改革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取得了舉世公認的經濟改革成就：生產連年增長，1979—2000年的20多年間，年均經濟增長率在9.5％以上，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經濟總量名列世界第7位，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以至于人們每個月都能感受到生活的改善”

　　而俄羅斯的改革卻造成了經濟全面、深刻的危機和持續不斷的混亂和衰退。并且俄羅斯的這種復合型的政治經濟危機不同于西方常見的經濟危機：（1）俄羅斯當前所面臨的危機，不僅是經濟結構性危機，更主要的是體制危機、制度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解決危機的困難要大得多、復雜得多。（2）俄羅斯既無成熟的市場，也無豐裕的資金，并且財政赤字嚴重（其中2000年的赤字占GDP的6％以上），政局連年動蕩，外資來源有限，所以在危機發生時不可能較快地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3）俄羅斯的危機是綜合性的全面危機，它不僅包括經濟危機，還包括政治危機、意識形態危機等。所以，這種危機解決起來要復雜得多、困難得多。此外，西方國家解決危機的方式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市場體系不完備、市場機制作用有限的俄羅斯而言，這些政策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

　　三、改革成本分析

　　中俄兩國采取了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不同方式：中國選擇了漸進改革，俄羅斯選擇了激進改革。這兩種改革方式不同，利弊各異，成本有別。

　　就漸進改革而言，其有利之處在于：（1）漸進改革是逐步推進的，社會上的各種利益主體有時間來適應新形勢與新政策，降低了各自的機會成本，減少了社會動蕩和政治摩擦；（2）通過對改革的逐漸推進，可以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避免重大失誤，降低改革的成本與代價；（3）漸進改革在建立新制度的同時沒有一下子廢除舊體制，各種經濟成份可以在兩種體制中發揮各自的優勢作用，以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

　　但漸進改革也有其不利之處：（1）在漸進改革過程中，在改革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之同時，又要建立新的市場經濟體制，這在世界上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現成的模式可資借鑒。因此，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需要進行開創性的探索和創新，這就加大了漸進改革的難度；（2）漸進改革使“雙軌制”甚至“多軌制”長期并存，給投機倒把和各種非法經營活動提供了發財致富的難得機會，在客觀上為貪污、腐敗提供了溫床，這就增加了新體制建立的社會成本；（3）漸進改革一般是在部分地區、部分行業、部分人中率先推行，容易造成地區間、部門間、行業間以及人與人之間因政策不同而產生的利益分配不公及收益差別過大，從而造成社會分配差距；（4）漸進改革的程序，一般是從簡單到復雜，先易后難，是“增量改革”，即改革主要是在原計劃經濟體制以外進行的，如我國在原計劃體制外大力發展了個體企業、私營企業、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等，改革以“放‘為主，而計劃體制以內的國有企業、國有銀行、郵政、保險、通訊、政府機構、鐵路、新聞媒介等行業的改革進展緩慢。在我國改革開放進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放“似乎已走到了盡頭，”改“仍顯不夠。在以后的改革中，我國的改革將會涉及到原計劃體制內的諸多核心難題，即改革愈到后面其難度愈大。

　　俄羅斯開始推行的是激進改革方式，以后逐漸轉向漸進改革，但它的漸進方式還是帶有不少激進色彩。激進改革的有利之處在于：（1）激進改革能較快建立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避免“雙軌制”長期并存，減少不同體制之間摩擦的時間與成本。也就是說，在快速的體制轉軌過程中即使存在貪污與腐敗，但一方面由于社會、新聞、輿論監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法制的較快完善，必然產生對腐敗的強大威懾；另一方面，由于激進改革，體制過渡時間較短，即使有腐敗，也不會為時過長（如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2）新體制一旦建立，一般不易出現反復，從而使改革成為不可逆轉的事業，并能使新體制較快發揮作用，產生體制效益；（3）激進改革從一開始就觸及到原計劃體制內的核心問題，是“存量改革”，即對原計劃體制內的問題進行“攻堅”改革，如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國家壟斷、政府機構及其它一些敏感部門，并且以“改”為主，“先難后易”，即先攻下原計劃體制中難“啃”的骨頭，再做體制的完善與修補工作。

　　但激進改革也有其弊端：（l）激進改革突然破壞了舊體制，必然伴隨社會的政治動蕩，使激進改革措施難以付諸實施并發揮作用；（2）激進改革使國有企業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新體制，又不能迅速私有化，使大量的國有資產不能發揮作用，將長期處于閑置和虧損狀態，造成人、財、物的嚴重浪費（如俄羅斯）；（3）急劇的制度變革使民眾來不及適應新體制，從而產生心理失衡和對立情緒，影響新體制的全面推進；（4）激進改革必然伴隨法制不健全等現象，為少數人鉆法律空子提供機會，造成兩極分化，加劇社會動蕩；（5）激進改革破壞了舊體制，新體制又難以很快建立，社會處于休克與癱瘓狀態：普遍貧困、大批失業和猖狂犯罪。俄羅斯和獨聯體諸國現在的狀況都是激進改革所造成的綜合癥。

　　四、改革效果比較

　　中俄兩國改革的起點、改革的方式及改革的成本不同，改革所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樣，但世界上以贊同我國改革的為多，肯定俄國改革的為少。

　　世界銀行前任行長卜沃爾芬森贊揚我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逐漸過渡的改革政策，他把我國比作一艘航空母艦。他強調指出，“激進的經濟改革會帶來一定危險，而慢慢推進的漸進改革要比冒著失控的危險而猛烈推行的激進改革明智得多。”。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經濟學教授D.布堅科博士認為，“中國領導人對改革作出了審慎的決定，選擇的方式不是破壞性的突變和唐突的政治劇變，而是有根有據的改革，既保留了原有的經濟基礎，又剔除了消極成分，并以妥善的方式，不引起較大痛苦地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并認為，“建立社會主義混合型經濟，是繁榮和振興國家經濟的動力。”

　　從1979—2000年的20余年間，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外貿易迅速擴大，引進外資大量增加，綜合國力得到增強，與世界經濟的聯系不斷加深，國際地位顯著提高。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料，1978年我國的GDP為3624億元，2000年達到87000億元（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我國GDP總額位于美、日、德、法、英、意之后，居世界第7位。20年來我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9.5％，是新中國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在世界經濟中獨領風騷，比世界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高6.5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高7.3個百分點，比發展中國家高4.8個百分點；與俄羅斯相比，更凸顯其高成長性。

　　此外，我國進出口貿易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居世界第27位，上升到2000年的4757億美元，名列第8位。如果以歐盟算一方，我國在世界上則名列第4位。改革開放前，我國利用外資幾乎為零，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在4500億美元以上，其中2000年為408億美元；在全球僅次于美國，在發展中國家是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1979年我國僅有外匯儲備1.6億美元，2000年外匯儲備達到1550億美元，穩居世界第2位，即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外匯儲備增加了1000倍。“外匯儲備的大量增加，為抵御金融風險、化解金融危機、維護國際信譽和保持經濟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與我國相比，俄羅斯有許多得天獨厚的發展經濟的條件，特別是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條件，如俄羅斯擁有世界森林資源的40％，石油的40％，天然氣的45％，是世界上人均國土和人均耕地面積最大的國家；80％以上的成年人受過中等或高等專業教育，在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的諸多領域中俄羅斯在世界上均居領先地位。所以，從人均擁有的自然資源和智力資源來看，俄羅斯在世界上占據絕對的優勢地位。

　　但前蘇聯及現在的俄羅斯自1985年開始政治改革以來，生產銳減，產值連年下降。1994年俄經濟增長率為－1.5％；1995年為－4％；1998年為－6％；1999年俄經濟被認為已跌入“谷底”并有所回升（3％）；而2000年因世界石油價格大幅度上揚而使俄經濟增長較快（6％），但今年以來經濟又開始回落。據統計資料，1990－2000年俄經濟實力下降了55％，1989年俄GDP為美國的18％，2000年為美國的4％。俄羅斯經濟實力比前蘇聯解體以前下降了55％以上。而在“衛國戰爭”時期（1941－1945），前蘇聯生產下降也只有30％；1929～1933年“大蕭條”時期，美國生產下降也只有25％。而現在俄羅斯的生產下降不僅超過了“衛國戰爭”（1941一1945），也超過了史無前例的“大恐慌”（1929－1933）。

　　另一方面，俄羅斯在轉軌過程中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據IMF的統計資料，俄通脹率1991年為168％；1992年為2507％；1993年為844％；1994年為294％；1995年為131％；1996年為22％；即使情況較好、經濟有所增長的2000年，通脹也有20％。俄羅斯經濟轉軌10年（1990—2000），物價上漲了5000倍，投資下降了90％以上。嚴重的通貨膨脹是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在農業生產方面，1993年是俄農業的豐收年，糧食產量為1.03億噸，但1994年下降到0.8億噸，1995年產量為0.65億噸，而2000年只有0.68億噸。而俄羅斯對糧食的年需求量為0.9億噸，因此每年都需要從國外進口數千萬噸糧食。要知道，在沙皇俄國時期（如1900年），當年俄羅斯所生產的糧食不僅能滿足俄羅斯國內的消費需求，而且能滿足全歐洲的需要！歷史前進了100年后，俄羅斯居然退化到了連糧食都不能自給的程度。“人少地多”的俄羅斯要靠出售武器、能源和原材料換取外匯，再在國際市場上與那些“人多地少”的國家爭購糧食，真令人不可思議！

　　資金對俄經濟轉軌起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俄生產下降，財政赤字、通脹嚴重，國內積累率不高，資本形成有限；另一方面，因俄政局劇烈動蕩（如1998年葉利欽總統曾更換了7屆政府，可能創下了世界之最），又缺少對外資的有效保護政策，黑社會勢力猖獗。因此，即使情況較好的2000年，引進的外資也只有45億美元（同年我國引進外資408億美元），與俄對外資的巨額需求相差甚遠。同時，據俄羅斯經濟部估計，俄每年外流資金在300億美元以上。因此，無論是國際經濟組織（如IMF、IBRD）的多邊貸款，還是西方國家政府的雙邊援助，抑或是西方商業資本家的對外投資，都因對俄羅斯的形勢顧慮重重而裹足不前。

　　在對外貿易方面，1978年蘇聯進出口額為522億美元，據世界第7位；1988年為1150億美元，列世界第8名；而實行經濟改革以來對外貿易情況最佳的2000年，俄羅斯的進出口額也只有1200多億美元，名列世界第22位。而在出口產品結構中，除部分軍工產品外，大部分為原材料及能源等初級和低附加價值產品。

　　五、結束語

　　2000年威廉戴維森學院就未來俄羅斯的發展前景征求了100名來自西歐、北美和獨聯體知名轉軌經濟學家的意見。其結果是，有66％的專家認為，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比預期的要差，經濟運行狀況比預料的要糟；有53％的學者認為，俄羅斯經濟在未來5年會有所改善，而40％的專家則認為5年后的情況與現在不會有什么差別。至于未來10年的情況，有2／3的學者預計年均增長率將達到l－3％，而21％的專家認為增長率會達到3－6％，也有極少數學者認為俄經濟會持續衰退下去。

　　俄羅斯的激進改革還引起了社會的巨大震蕩，使整個社會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廣大居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社會福利制度突然崩潰，使得人們難以接受改革，特別是激進的“休克療法”。國際勞工組織《世界就業情況》的報告認為，改革遇到的重重困難已迫使獨聯體國家特別是俄羅斯采取比較循序漸進的變革方式。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包括“國家杜馬”（議會下院）的部分議員）認為，溫和而漸進的中國式改革是可行的榜樣。

　　現在蘇聯已經解體，東歐已發生劇變，而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并且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今后所要進行的改革開放更要“以蘇為戒”或“以俄為戒”，以穩健的戰略選擇推動我國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社會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