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某系個體工商業戶，主要經營飼料。2000年6月以來，楊某以賒銷方式銷售飼料給本村農戶張某等5人，金額4000余元。2001年4月21日，楊某向張某等5人催要飼料款，張某等人說豬還沒有賣，暫時無錢。楊某稱可以幫他們把豬運到鄰縣去賣好價錢，張某等人同意，并約定以賣豬款抵飼料款，多退少補，價格以肉聯廠收購價為準，運費6人分攤。達成協議后，張某等人將各自喂養的豬，連同楊某自養的2頭豬，共14頭生豬過秤后裝車，這時被該縣“生豬辦”執法人員發現，經查楊某無完稅憑證，當即要求楊某補繳稅費，并通知工商、畜牧、地稅、公安等部門到場，楊某等人以賣自養生豬不應繳稅為由拒絕繳納。幾個部門將14頭生豬扣押，并以妨礙公務為由，將楊某留置盤查48小時。

　　4月23日，縣“生豬辦”將14頭生豬變賣，得現金5000余元。5月21日，該縣國稅局管理分局接到縣“生豬辦”通知，前去查處，管理分局比照地稅部門確認的違法事實，按照新《稅收征管法》的規定，對楊某作出如下處罰：1販運生豬14頭補繳增值稅112元，加收滯納金692元；2對偷稅處以4倍罰款即448元；3對未按規定期限進行納稅申報的行為處以罰款900元。復議決定楊某不服，于5月27日向縣國稅局申請復議，要求撤銷處罰決定，退還全部款項并賠償損失。縣國稅局受理審查后，認為原處罰決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且適用法律錯誤，予以撤銷，并責令管理分局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對于賠償部分，縣國稅局認為，查處及變賣生豬都不是國稅局管理分局所為，國稅局管理分局沒有過錯，不應賠償該部分損失。但國稅局管理分局收取的全部款項應予返還，并計付銀行同期存款利息。評析首先，對于楊某是否負有納稅義務，人們意見分歧較大，主要有四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按生豬稅收政策規定，生豬增值稅在販運和鮮銷環節征收，楊某要運豬去賣，沒有完稅憑證，應當補繳稅款。第二種觀點認為，按生豬稅收政策規定，生豬增值稅只在販運和鮮銷環節征收，現有證據只能證明楊某是無償幫農戶賣豬，而不是販運，更不是鮮銷，因而楊某沒有納稅義務。第三種觀點認為，張某等人欠楊某飼料款，并同意楊某代為賣豬后抵扣飼料款，又有生豬交付行為，構成了以物抵債行為，自生豬過秤交付楊某時起，所有權發生轉移。楊某若要賣豬，就不再是銷售自養生豬，應當納稅，但要以實際發生銷售行為為條件。本案中，楊某的生豬尚未賣出，不應納稅。第四種觀點認為，張某等人委托楊某代為銷售生豬，且已達成口頭代銷協議，屬于代銷行為，應當視同銷售，但仍要以實際發生銷售為前提。楊某的生豬尚未賣出，不應納稅。

　　筆者認為，增值稅納稅義務的發生要以貨物銷售為前提條件，沒有貨物銷售行為就不應納稅。本案中，無論以代銷行為定性，還是以以物抵債來定性，4月21日，楊某的生豬尚未賣出，這時候不應負納稅義務。其次，縣國稅局的復議及賠償決定是否正確？從本案事實看，國稅局管理分局的處罰決定的主要錯誤在于：

　　第一，沒有經過調查取證，而輕信地稅等部門查處的事實和結論，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楊某販運生豬的情況下，草率地作出了處理和處罰決定，存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問題。

　　第二，適用法律錯誤。即使楊某的行為違法，也是發生在5月1日前（4月21日），且無連續性，根據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和精神，應當按照原《稅收征管法》的規定進行處理和處罰，而不應適用新《稅收征管法》。

　　第三，違反了一事不再罰原則。《行政處罰法》明確規定，對當事人的同一違法行為不得給予兩次罰款以上的行政處罰。本案中，即使楊某的行為違法，也只是一個不申報納稅的行為，而國稅局管理分局卻給予了兩次罰款的處罰（一次是對偷稅罰款，一次是對不申報罰款），違反了一事不再罰原則。

　　第四，定性錯誤。按《稅收征管法》及《刑法》規定，對于未申報納稅的，只有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納稅人拒不申報的，才能定性為偷稅。本案中，國稅局管理分局未經通知楊某申報，就直接認定其偷稅，缺乏法律依據。

　　第五，處罰畸重。楊某系偶然一次幫農戶賣豬，沒有違法的嚴重情節，卻受到偷稅數額4倍的罰款和因不申報納稅罰款900元的處罰，明顯過重，處罰顯失公正。關于賠償問題，縣國稅局決定責令管理分局退還全部稅款、滯納金及罰款，計付資金利息的決定符合法律規定。因此，縣國稅局的復議決定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