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統治者靠加征附加稅，各種攤派，大量搜刮民脂民膏，明代中后期的“火耗”附征就是一例。

    明代中期實行一條鞭法后，賦稅普遍征銀，百姓所繳的銀子由于納稅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塊的碎銀為主，各州縣衙府匯總上繳國庫時，要將碎銀熔煉成大塊，在碎銀熔煉過程中發生的損耗，州縣官吏要求百姓補足，于是在應繳稅銀之外，納稅人還要多繳一些，這多繳的部分就叫“火耗”，用來補償熔煉碎銀損耗和運輸費用。按照碎銀熔煉損耗規律，一般損耗率在1%-2%左右，而州縣官吏卻大肆多征，每兩加耗到二三錢，附加稅達到正稅的20%-30%，有時更高。清初，征收火耗比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據文獻記載，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達到三四錢，最高的達到七八錢，百姓不堪重負。

    清代火耗征派量加大，除地方官吏貪得無厭，借火耗之由巧取豪奪外，還與清初官員實行低薪制度、允許地方官吏加征火耗補其不足有關。清初，一般知縣年俸僅45兩，遠遠不夠養家糊口、聘用師爺、賄賂上司、迎來送往的開銷，怎么辦？唯一的辦法就是從火耗征收上打主意，火耗也就越征越多。州縣官吏對多征的火耗也不也獨吞，他們還要給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及其管家、門客送禮，而地方官員則要給中央衙門和大臣個人送禮。火耗的狂征，一方面腐蝕著整個官僚隊伍，另一方面，加重著人民的負擔，同時也影響了國家稅收的增長。

    濫征火耗，侵蝕稅收，動搖國本，危害極大。康熙前期曾昭令禁止州縣官吏私征火耗，但由于地方官員的反對和抵制，屢禁不止，朝廷也就默許了。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到山西巡視，山西巡撫諾敏上書雍正，呈該省征收火耗問題十分嚴重，民眾怨聲載道，要求將山西各州縣征收的火耗銀錢部上繳到省里，一部分抵補國庫虧空，一部分作為養廉銀發給各級官吏，以革除官員中普遍存在的貪污惡習。雍正詳加斟酌后，命令諾敏在山西搞試點。第二年，山西布政使（相當于省長）高成齡上奏雍正，詳言山西火耗征繳試點作法以及火耗歸公之利，請求皇帝諭令各省將所得火耗銀統計數目，先行奏明，使中央明了，年終再把發給各官養廉，支應公費、留補虧空等數目具細上奏，杜絕官員竊占挪用、中飽私囊。雍正對高成齡的奏議十分重視，在廣泛征求大臣們意見的基礎上，雍正指出：歷來火耗皆州縣征收時加派橫征侵蝕國稅不下幾百萬。原因是除正常熔煉虧空外，大多分送上司，種種饋送，名目繁多。州縣肆意貪污，上司曲為容忍，這種積弊應當清除。他采納了高成齡的建策：“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于是果斷決定：各省將所征火耗提解歸公，另外發放養廉銀作為官員的財政補貼。

    雍正實行火耗歸公和養廉銀制度，其要點有四：第一，公開聲明“州縣火耗原非應有之項”，之所以繼續收取，是出于補助地方政府辦公費用不足和發放官員養謙銀的需要；第二，各省委托所屬州縣按照規定的火耗率組織征收，收取的火耗全額上繳國庫，再由中央下撥，以補助地方公務開支及發放養廉銀，同時規定地方必須接受中央的檢查和監督；第三，各省可根據情況靈活掌握火耗征收，但必須在中央規定比例內只能降低，不能提高，擅自提高者，嚴加懲處；第四，發放養廉銀后，如地方官吏還私下加派，掠奪百姓，貪污受賄，應嚴歷懲處。經過6年的努力，雍正在全國各省實行了火耗歸公的改革，被稱之為“萬世不易之法”。

    火耗歸公制度的改革，收到了明顯的成效：一是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地方財權，一向由地方支配的火耗收入轉為中央集中控制和管理，增加了地方政府對中央的依賴程度；二是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濫征加派的歪風，澄清了吏治。火耗歸公后，中央對各省征收火耗銀由過去的暗收復為明收，并規定征收率，大大遏制了地方官吏濫征加派之風。同時，中央撥補地方行政開支不是，發放地方官吏養廉銀兩，促使地方官吏大大減少了腐敗作為；三是減輕了百姓負擔。火耗歸公后，各省火耗率一般固定在10%-15%左右，百姓負擔大減；四是大幅增加了中央財政收入。僅僅十幾年時間，國庫存銀由康熙末年的800萬兩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萬兩。

    雍正實行火耗歸公及其補助地方行政開支，發放養廉銀等一系列制度，其作法具體、效果明顯，對于我們當前的稅費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