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納稅人依據法律所做的某些安排可以少繳稅，那么就不能強迫他們多繳稅。”60多年前，英國上議院議員湯姆林對稅收籌劃所做的表述，在日前召開的2004 海峽兩岸租稅學術研討會上得到中國大陸、臺灣省諸多財稅專家的認同。8月28日，在該研討會關于“兩岸避稅與稅收籌劃”的專題論壇上，近10位學者、專家不約而同地聚焦稅收籌劃。面對臺商投資大陸的熱潮，這些專家不僅從理論層面上對稅收籌劃進行探討，更從操作層面上為企業提供了凝聚著個人智慧的籌劃方案。

　　選擇投資方式-邁好投資第一步

　　2001年12月11日，大陸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正式加入WTO；時隔不久，臺灣也按發達地區的標準加入了WTO.兩岸共同加入WTO后，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掀起了新的熱潮。據臺灣天下雜志最近對臺灣1000家大企業的負責人的調查顯示，大陸入世后，對臺灣企業造成“磁吸效應”，臺灣企業的“大陸熱”加速升溫。1999年，31%的臺灣企業表示已到大陸投資，這一數字在今年增加到46%.

　　那么臺商怎樣投資大陸，才能盡可能多地享受到稅收優惠呢？廈門大學財政系講師王藝明在專題論壇上對此進行了介紹-

　　臺灣個人綜合所得稅采取屬地原則，以個人名義直接投資大陸取得的所得，要合并臺灣地區所得繳納所得稅，因此臺商多以個人名義先投資境外的避稅港，再通過境外公司間接投資大陸，這樣在法律形式上就變成了個人直接對國外投資，而在臺灣，企業來源于國外的所得免稅，從而臺商無須為匯回臺灣的股利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

　　臺灣的營利事業所得稅采用屬人原則，如果臺商以公司名義投資大陸，則要將收取的投資收益并入臺灣地區凈利一同納稅。而最近臺灣頒布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企業營運總部收取的對外投資所匯回的投資收益，免繳臺灣地區的營業稅。

　　可以看出，臺商以個人名義間接投資和以企業營運總部方式投資大陸，投資收益可免繳個人綜合所得稅或營業稅。

　　“從稅收上考慮，這兩種方式均為最優選擇。但對于公開發行上市的公司，由于規模較大，考慮到資金來源、投資金額和法令法規等非稅因素，還是選擇以企業名義投資比較妥當。”王藝明建議。

　　近年來，臺商以多層境外公司形式對大陸進行間接投資的越來越多。王藝明分析認為，臺商設置多層控股是基于海外轉投資事業節稅的考慮。他說，公司以一層境外公司投資國外，當需要轉移股權時，其轉移收益在臺灣馬上要被課征25%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如果海外控股以多層控股的方式進行，不論未來股權如何轉移，只要將盈余保留在境外公司就不會被課稅，從而實現了延緩繳稅的效果。

　　另外，為了鼓勵外商投資，大陸制定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地區性優惠、產品出口企業和先進技術企業稅率優惠、再投資退稅等。王藝明建議：“臺商可根據這些規定選擇組織形態、設立地點，并爭取獲得特定行業資格，就可享受減半繳稅、免稅以及其他更多的優惠。”

　　合理安排經營-選擇最優納稅方案

　　廈門市集美區有兩個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臺商投資區，一是杏林臺商投資區，一是集美臺商投資區。截至2003年底，僅杏林臺商投資區就有臺資企業267 家，涉外稅收達3.7億元。來自廈門集美區的羅緒富從事稅收工作多年，富有實踐經驗。在發言中，羅緒富特別強調了“選擇”的概念：“經濟學實際上是選擇的學科，是研究如何使資源配置最合理，從而使投入產出比最佳的學問。企業不同的經濟活動會對應不同的納稅方案，在多種納稅方案中，企業應選擇繳稅最少、收益最大的方案。”

　　羅緒富舉例說，稅法規定，對于確定為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兼營非生產性業務的，如果當年度其生產性經營收入超過全部業務收入的50%，在減免稅期限內，可享受當年度的免稅或減稅。如果未超過50%，即便在減免期內，也不能享受免稅或減稅。所以，臺商若想享受減免政策，生產性經營收入達到總收入的50%成為“政策臨界點”，如何保證這個50%，是企業要加以著力的地方。

　　新開業的企業如何選擇獲利年度也大有學問。大陸稅收法規規定，外商投資企業于年度中間開業，如果當年獲得利潤而生產經營期不足6個月的，可以選擇從下一年度起計算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的期限，但當年所獲利潤要依法繳納所得稅。企業怎樣才能既將稅收支出盡量降到最低，又能推遲繳納所得稅？羅緒富在對這一政策進行深入分析和仔細測算后認為，一般而言，企業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很難接近生產經營全面開展后的利潤水平，為從總額上節稅，應選擇從下一年度開始計算免稅期限。但是，企業應先對今后的獲利水平作出合理的估計，尤其是對一些風險性較大或產品市場波動大的項目，因為按照規定，如果企業確定下年度為獲利年度，即使下年度發生虧損仍被視為獲利年度，計算減免企業所得稅的期限。

　　股權并購內企-利益風險并存

　　近些年，臺商在大陸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但投資難度也在加大。韓國、日本、新加坡以及歐美在華投資的增長，對臺商構成了巨大威脅。去年，香港和澳門分別與大陸簽訂了CEPA協議后，零關稅帶來的生產成本的降低，使港澳企業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大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間接利用CEPA中的有利條款就成為臺商投資大陸的必然考慮，其中并購境內企業是一個重要途徑。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毛夏鸞對CEPA之后臺商股權并購境內企業的稅收規避行為進行了研究。他說，臺商將在港澳的投資與在大陸的并購行為結合起來，利用他們之間的關聯關系進行稅收規避，會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國家稅務總局于2003年5月發布了《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股權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對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股權所涉及的有關稅收問題進行了規范。毛夏鸞認為，臺商在明確了股權并購相關稅法規定后，在并購大陸企業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大陸稅法進行節稅操作。

　　并購企業以股權形式并購目標企業時通常采用四種方式：以現金購買目標企業的股票、以股權換取目標企業的股票、以信用債券換取目標企業的股票、以上述支付形式的組合換取目標企業的股票。毛夏鸞分析說，支付方式不同，其涉稅情況也不同-

　　以現金購買目標企業的股票時，屬于應稅股權并購。目標企業收到并購企業的現金，屬有償轉讓股票的行為，其所得應該按規定繳納所得稅，但出售股權不屬于繳納營業稅的范圍。

　　以不可轉換債券購買目標企業的股票時，其涉稅情況與現金購買股票的情況相同，但并購企業可以在稅前扣除該債券的利息，目標企業取得的利息收入應繳納所得稅。

　　以可轉換債券購買目標企業的股票，屬于延期應稅股權并購。并購企業以可轉換債券購買目標企業的股票以后，并購企業對可轉換債券可以先不轉換為股票，而是延長其轉化為股票的時間，這樣在稅收上會得到兩個好處：并購企業支付的債券利息可以作為稅前扣除項目，從而減少應納稅所得額；并購企業將可轉換債券變為股票的時間延長，其可轉換債券處置收益的納稅會一直延長到債券轉化為股票為止，從而取得延期納稅的好處。

　　以股權換取目標企業的股票，屬于免稅股權并購。根據稅法規定，“被合并企業的股東以其持有的原被合并企業的股權（舊股）交換合并企業的股權（新股），不視為出售舊股，購買新股處理。”

　　毛夏鸞說，臺商可以根據在股權并購過程中其涉稅情況的不同，結合企業實際，選擇有利的方式進行股權并購。

　　對目前外商并購活動中的有些做法，毛夏鸞深為憂慮。他說，當前，有相當一些企業認為資本運營是企業快速發展的捷徑，并購稅收優惠更是吸引了某些外國投資者。但是，過分強調低成本擴張，熱衷于并購虧損企業，寄希望于迅速擴大資本量以獲得超常規發展，甚至舍本逐末忽視了生產經營，低估了虧損企業存在的問題，使資本運營失衡，這樣不僅虧損的問題得不到解決，而且一些稅收優惠政策也將無法享受到。

　　簽訂預約定價-這樣籌劃心里塌實

　　兩岸加入WTO后，投資環境及貿易條件的改善，為臺商在大陸投資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目前，臺商在大陸投資設立的企業已達6.2萬家。但與蓬勃發展的兩岸投資熱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陸的臺資企業居高不下的虧損面。據媒體報道，目前有過半的臺資企業自稱虧損，而其虧損的主要原因是臺商通過轉讓定價進行避稅。

　　面對這一敏感問題，廈門稅務學會代表在研討會上實話實說：臺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普遍存在避稅行為，在廈門2000年~2002年所得稅匯算的臺資企業，虧損面達56%.稅務機關在加強稅收管理的同時，也開始嘗試推行預約定價協議。

　　預約定價協議是國際上較為流行的一種轉讓定價稅收解決方案，由納稅人和一國稅務當局就受控交易的轉讓定價方法達成協議，如果納稅人遵守協議的規定，稅務當局就認可納稅人的轉讓定價方法，不再進行調整。1998年，廈門國稅開始了預約定價協議的嘗試。到目前，已初步取得成效。

　　業內人士認為，預約定價協議是在納稅人與稅務機關積極合作的基礎上進行的，消除了對立的氣氛，達到了雙贏的目的。簽訂預約定價協議后，如果雙方都能夠遵守預約定價的條款，稅務機關將不再對企業進行審計，企業可以省卻很多麻煩，同時它也提高了跨國企業經營的確定性。

　　北京一位財稅專家告訴記者，利用轉讓定價進行避稅是國際通行的一種手法，很邊緣，各國稅務當局查起來都很頭疼。其實，征納雙方簽訂預約定價就是雙方“妥協”的結果，也是一種籌劃。企業心里塌實了，稅務當局保證了這部分稅收，也少了很多時間、精力的投入。

　　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在廈門的臺資企業主動申請簽訂預約定價協議的還不多。這位人士表示，隨著企業對預約定價協議認識的提高和大陸對轉讓定價稅收管理的加強，以及政策法規的健全，臺商會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簽訂預約定價的好處，簽訂預約定價的企業也會越來越多。

　　更新籌劃理念-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

　　近幾年，稅收籌劃成為非常時尚的話題。有關籌劃的書籍和文章比比皆是，各種培訓班也如雨后春筍。在研討會上，稅務專家提醒納稅人，稅收籌劃雖然可以為企業節稅，但是與戰略發展相比，則屬于戰役目標，而非戰略目標。在市場經濟這個戰場上，納稅人不能只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應從企業的長遠發展目標考慮。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李大明教授從企業減輕稅負的演變過程入手，分析了企業稅收籌劃的目標定位。他將節稅定性為稅收籌劃的初級階段，其目的是追求稅負最輕。他說，隨著現代經營觀念的發展，在節稅實施過程中，人們發現，稅負最輕的納稅方案不一定能帶來企業稅后利潤的最大化。

　　于是，納稅人便開始追求以稅后利潤為目標的稅收籌劃。這是稅收籌劃的中級階段，它主張納稅人在選擇或放棄某一納稅方案時，不以稅負最輕為惟一依據，而是以稅后利潤最大化為最終選擇依據。但在現實中，利潤是以會計年度核算的。如果按照這一目標進行稅收籌劃，仍不可避免地導致企業目光短淺，只會以當年利潤或經理人任期的利潤多少來選擇納稅方案，而不是從企業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的角度來考慮。

　　在稅收籌劃的實踐中，經常可以遇到這種情形：某一納稅方案能夠減輕稅負，或能帶來當年利潤最大化，但從企業長期發展來看，卻是不利的；而某一納稅方案并不能減輕稅負，或不能帶來當年利潤最大化，但從企業長遠發展而言，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企業選擇了前一方案而放棄后一方案，顯然不是稅收籌劃應達到的目的，也絕不是企業愿意看到的結果。

　　李大明教授認為，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更符合現代企業發展要求，更強調企業的持續發展能力。因此，臺商應將稅收籌劃的目標定位于企業價值最大化，而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稅收籌劃，也是稅收籌劃應追求的高級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