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低煤價迫煤炭資源稅改革提速，低增長“拖累”煤價，煤炭企業“自我限產”急盼稅費減負。
“盡管眼下我們還沒有停產，僅維持每天不足百噸的生產量，堆積如山的煤也難以出手。”國內產煤大省陜西省府谷縣一位擁有年核定產量100萬噸的“煤老板”向《中國經營報》記者抱怨道。
去年以來陷入市場疲軟的煤炭價格今年仍面臨下滑態勢。價量齊跌之下，部分煤企已經打破盈虧平衡點，開始出現“生產即虧損”現象。
截止到4月23日，環渤海地區發熱量5500大卡動力煤的綜合平均價格報收613元/噸，這比春節前后630元/噸的價格又跌了近20元。而在產煤地煤炭坑口價也從春節前的280元/噸下跌到最低170元/噸。
“眼下，我們每生產一噸煤，實際虧損十幾元，而地方政府還不讓我們停產。”上述“煤老板”說。“自我限產”正成為這些煤炭企業被動的選擇。
減產，是個艱難的決定。而記者在陜北地區的調查了解到，煤炭企業急切盼望通過稅費減負來降低成本。據測算，目前稅費在煤價中占比約為三成。
弱增速“拖累”煤價
“去年這個時候每天可以拉十五六(趟)車煤，而今年4月一天只能拉兩三趟了。日收入也從近2000元降到不足200元。”在陜西省府谷縣新民鎮一家煤礦從事煤炭轉運的孫剛最近已經無活可干。他閑在離煤礦不遠處的租住房間里看電視，焦急地等待礦上能開足馬力進行正常的煤炭開采。
他所在煤礦的老板劉成卻指著堆積如山的煤告訴記者：“我們雖然還在生產，但價格低、銷路不暢的現實，真讓人著急。要不是政府給企業打招呼不讓停產的話，我們可能放假了。”
記者從陜北多位煤老板處了解到，目前在神木、府谷，每噸煤的坑口價格只有170元左右，這個價格已經開始讓部分企業產生虧損。
“一噸煤的開采人力成本超過60元，管理成本20元，再加上財務成本以及稅費，其形成的實際價格已經達到170元到180元之間。”有的煤老板給記者算賬說：“從目前的實際價格看，噸煤價格實際上處于盈虧平衡的邊沿，而且目前的銷路也不暢。”為此，大批陜北煤炭企業只能通過限量來“扛日子”。
在產煤大省陜西，眼下發生的煤老板欲減產、限產來減小虧損的現象并非個案。
隨著國內經濟增速放緩以及供暖期的結束，煤炭市場需求整體回落。根據陜西省統計局的官方數據顯示，一季度陜西煤炭及煉焦工業產品價格下降8.9%，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產品價格下降7.8%。
陜西省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張曉光就向記者表示，受外部對整個原材料的需求回落，外部電力需求減少的影響，陜西省的工業能源等原材料需求也有所減落。因此，僅今年一季度，陜西的煤每噸下降130~140多元。隨著價格下降，一季度陜西省累計生產原煤9084.03萬噸，同比減少32.38萬噸，下降0.36%。其中，地方煤礦生產3467.96萬噸，同比減少669.29萬噸，下降16.18%。
宏觀經濟增速放緩成為“拖累”煤價的主要原因。第一季度我國全社會用電量增速同比回落2.5個百分點。中能電力最新統計顯示，3月1日~20日全國主要電企平均煤炭日耗368.5萬噸，低于今年1月和去年同期水平。金銀島分析師戴兵分析指出，國內火電需求低迷也成為擠壓煤炭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鋼鐵、水泥等行業即使未來有所好轉，在宏觀經濟減速下，能源消費能力整體偏弱。
價量齊跌已經不局限于陜西省。根據監測數據，4月19日，中國煤炭價格指數(全國綜合指數)為167.6，比4月12日下降0.7個基點。截止到4月24日，焦炭天津港、連云港、日照港的港口庫存合計為254萬噸，總體居高不下。庫存量維持高位也是導致煤價低迷的另一個主因。
進口煤的大幅增加，則成壓垮煤價的最后一根稻草。根據海關總署的數據，一季度進口煤約8000萬噸，同比增加30.1%。
煤價三成已為稅費
由于煤價持續低迷，原煤、焦煤生產企業不得不采取減產、減薪的方式來減輕損失。
然而，這或許只是煤炭“黃金十年”漸行漸遠的開始。截至4月15日，23家已公布2012年年報的煤炭開采類上市公司中，有18家凈利潤同比下滑或出現虧損。其中，中煤能源、兗州煤業和鄭州煤電等公司凈利分別同比下降了3.99%、35.33%和33.82%。
日子漸緊的煤炭企業寄希望于有關部門預備試點的煤炭稅費綜合改革。事實上，這一改革以經在新疆、內蒙古做好了前期試點準備。
上述府谷縣的“煤老板”向記者訴苦道：“現在每噸煤給地方上繳的各種稅費將近煤價的30%左右。”
在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煤炭經濟研究所撰寫的《加快推進我國煤炭稅費制度綜合改革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統計，目前中國涉煤企業承擔稅費包括資源環境類25種，經濟建設類4種，行業管理類6種，市場行為類6種，企業發展類2種，社會功能類10種，交通運輸類35種。其中大部分項目主要是地方各級政府和社會組織設置。
上述報告執筆人，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煤炭經濟研究院院長岳福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資源費用高以及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增值稅率較高是煤炭企業稅負過重的主要原因。
據該份報告統計，以礦產資源補償費與資源稅為例，2000年全國煤炭開采應繳資源稅是資源補償費的2.68倍，稅大于費；2008年，資源稅增長了0.93倍，資源補償費增長了10.36倍，費大于稅。
2011年，全國煤炭開采洗選業增值稅實際稅率為7.5%，而同期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值稅實際稅率僅為3.1%。在2003年至2011年期間，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年平均稅負水平為11.76%，同期黑色金屬礦采選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分別為10.05%、7.31%、4.92%。
“按照從量計征的方式，每噸焦煤需繳納資源稅8元，其他煤炭的稅額標準根據省份的不同略有差異，從每噸2元～4元不等，再加上各種基金費用，噸煤目前的實際稅費近60元。煤價在三四百元的時候，這個數目不大，但如今煤炭的坑口價才不到200元，近三成的費用確實是很大的負擔。”上述煤老板說。
從油氣資源稅改革的先例上看，由從量計征到從價計征是必行之路。眼下煤價處于低迷期，在業內專家看來，推進煤炭資源稅費改革，正是成本較低的時候。
實際上，自上世紀90年代起，煤炭企業就一直在呼吁煤炭稅費改革。在去年，部分地方對煤炭企業實施了減免有關基金費用的政策。2012年國家能源局在總結山西省開展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政策措施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推進煤炭稅費制度綜合改革的建議。而不久前，國務院在研究部署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工作時明確提出，我國將推進資源稅改革，強化能源消費環節稅收調節。
只是，這其中強調了煤炭稅費改革對于地方財政增收的意義，煤炭企業能否因此減負仍是個問號。
“除非砍掉哪些名目眾多的基金費用。”有專家分析，煤炭稅費改革較為復雜，即使啟動綜合改革從價征收后，再加上一些基金費用，實際的負擔也可能比現在增加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