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關于深化房地產稅制改革的公開喊話，讓爭論很久的房產稅問題又浮出水面。

　　2012年12月中旬，謝旭人公開撰文指出：深化房地產稅制改革，構建合理完善的房地產稅收制度，有效調節財富分配。統籌推進房地產稅費改革，逐步改變目前房地產開發、流轉、保有環節各類收費和稅收并存的狀況。結合其他方面的稅制改革，對房地產交易環節征收的有關稅種進行兼并，合理安排稅收負擔。認真總結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經驗，研究逐步在全國推開，同時積極推進單位房產的房產稅改革。

　　征還是不征？

　　去年11月，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明確提出，反對征收房產稅，建議不再擴大房產稅試點范圍。另一位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楊崇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現在部分言論夸大了稅收的作用。征收房地產稅絕不是萬能的，更不是“殺手锏”。

　　持此觀點的還有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她表示，征收房產稅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但目前征收房產稅的政策意圖、標準皆未明確，應盡早提交全國人大討論。

　　與此不同的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明確表示贊同征收房產稅，但需要有三個前提條件，第一需要明確設定房產稅的目標，第二要準確地設定征收房產稅的原則，第三需要非常精確地設計房產稅增收的方案。

　　十八大報告明確要求：加快改革財稅體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公共財政體系，構建地方稅體系，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機制。

　　這意味著，中國新一輪財稅改革將要加快推出，而這個改革也勢必聯系其他一些重要方面而形成價、稅、財、金融等通盤協調配套的新一輪改革。

　　對于房產稅征還是不征，試點擴大還是不擴大，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房產稅未來開征是肯定的，只是不會這么快。

　　經過一年房產稅試點的重慶方面表示，不必擔心房產稅會成為“過頭稅”，房產稅一旦啟動以后，一些有關房地產交易環節的交易稅會有淡出，并逐漸減少。

　　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主任楊斌曾經表示，北京正在做一些推廣房產稅的基礎性準備工作。

　　難在哪里？

　　蔡洪濱認為，開征房產稅是為了中國房地產市場可持續發展和財稅體系的健全。房產稅的開征，不是為了調控房價，不是為了短時間之內打壓房價。這樣一種長期稅制建設，如果被用來做短期調控手段應該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會增加市場不確定性，導致市場的波動，是對稅制建設制度的破壞。

　　對于房產稅本身是不是地方稅收的主要構成，財政部財科所的正副所長意見相左。所長賈康認為，地方稅收的其中一個支柱，就是在上海、重慶試點的房產稅，來自不動產保有環節的稅收。按國際經驗及中國改革推進進程，房產稅稅制建設勢在必行，而且有望給地方政府提供穩定、可預期的稅收支柱。

　　副所長劉尚希則認為，公眾對房產稅寄予的希望太多、賦予的功能太多。房產稅既不能替代目前的限購措施，也不能簡單地從房產稅是財產稅、是對財產保有環節征稅這樣的學術定義來理解房產稅及其定位、改革。把房產稅打造成為中國地方主體稅種、成為地方重要收入來源的設想更是不現實的。

　　劉尚希說，對于社會公眾來說，完善稅制和地方稅體系、替代地方“土地財政”之類的說法，距離自己日常生活比較遙遠。聽到這樣的說法，他們往往覺得政府就是變著法子收錢，自然會引起反感。在減稅的呼聲很大，且社會對稅的“厭惡感”越來越強烈的情況下，把房產稅功能定位于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即“抓錢”是不合適的。

　　但有兩點是公眾可以接受的：一是讓占有房產多的人繳稅，占有越多，繳稅越多；二是抑制住房消費上的奢侈現象，為社會節約住房資源和土地資源。所以，中國的房產稅應該定位為一個調節性稅種，即調節住房消費行為和抑制貧富差距，而不能將房產稅設計為普遍征收的一種稅，從而變為增加地方收入的措施。

　　劉尚希進一步表示，重慶房產稅征收范圍只涉及約10%的人群，主要針對高端房產業主和炒房客，并不針對普通社會公眾。上海盡管在制度設計上有所差別，但都遵循了一個思想，即保護大多數人既得利益，改革只涉及少數人。同時，兩地都考慮個人基本住房需求給予免稅面積扣除。這種定位主要是發揮房產稅的調節作用。

　　正因如此，房產稅在上海和重慶的試點沒有在實施中引發社會震動，沒有受到社會公眾的抵制。此外，由于納稅人數量少，也能夠取得較高的征管質量。

　　房產稅改革未來在全國范圍推廣，也需要采取近似的定位策略。

　　在劉尚希看來，如果把中國的房產稅功能定位于個人住房調節稅，或叫做住房消費奢侈稅，在全國開征房產稅，就會變得操作簡單，風險很小，而無須謹小慎微地去擴大試點。

　　在房產稅的征收稅率上，也有一種擔心，認為這是在沉重的高房價負擔外，又額外增加了一筆開支。對此，專家建議，房產稅應保持低稅率，0.5%—1%比較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