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其中的一項具體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這自然包括財稅改革。

　　30余年的經濟增長奇跡，仍未改變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也未改變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的狀態。未來十年，發展仍然是國家的重要使命。財稅改革擔負著國家發展的重要歷史使命，需要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提供新動力。財稅改革不僅僅是財稅制度可持續性的要求，同時也是規范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需要。政府如何從市場取得稅收收入、非稅收入、政府性基金，國有資本收益如何分配，財政支出如何進行，都會直接影響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規范化。

　　僅從經濟視角來看財稅改革是不夠的。國家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沒有形成一個社會共享經濟增長紅利的合理機制，沒有社會發展，經濟增長勢必難以持續。財稅改革應有大視野，跳出財稅部門改革的圈圈。所有與政府收支有關的制度，均為財稅改革的對象。只要屬于國家財富管理范疇，就是財稅改革的內容。政府收入的取得要結合國家法治化、民主化進程。宏觀稅負水平的確定要和非稅收入負擔、政府性基金負擔等統籌兼顧，還可與國有資本收益分配結合起來，讓國有資本收益為社會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居民收入翻番計劃需要找到著力點。財稅改革當在其中發揮重要支撐作用。現實中，為保障民生，財政資源已大量投向社會發展領域。收入翻番，更有意義的是可支配收入翻番。面對人口深度老齡化和少子化的現實，政府加大養老和醫療投入，必然會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進國民福利。當然，財稅制度的局限性不能忽視。老人多，年輕人少，要靠財稅改革來徹底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只能不斷地提高社會保障稅費，顯然，這么做的空間有限。也就是說，僅有財稅改革是不夠的，人口政策也需適時調整。

　　財稅改革是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要告別零敲碎打，要注重聯動性，實現全方位突破。這將涉及到完善國家財富管理制度，以及政府機構設置和功能配置等內容。隨著改革的深入，財政透明度必然會相應提高，財政監督力度也會隨之增強。相應地，行政管理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都會水到渠成。財政收支代表政府活動，財政收支行為的規范化，意味著政府行為的規范化。為推動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而進行的財稅改革，必然要不斷地突破既有制度約束，從而推動政府行為的進一步規范化，推動行政管理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新動力的形成。

　　財稅改革，必須擺脫政府部門收入“想要就可以有”的邏輯，必須改變支出“想給就可以給”的邏輯，擺脫改革純由政府決定的理念。財稅改革必須科學設計，穩步推進，按照現代社會運作邏輯行事，避免因改革帶來新的不公平，避免改革造成新的效率損失，避免改革對宏觀調控的負面沖擊。也就是說，財稅改革除了需要技術條件支持外，還需從公共政策視角出發，考慮人民群眾的接受程度。只有在法治化和民主化進程中，財稅改革才具有可持續性，財稅改革的目標才有可能得以順利實現。

　　國家發展需要給社會一個穩定性預期。改革應有時限，不能無休止地進行下去。理想做法是用10年左右的時間，建立起與成熟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財稅體制。改革目標實現后，政府與市場關系應真正規范化，政府內部的資源配置應進一步優化，公共財政制度應從此進入穩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