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晉中市開設一家企業配件生產廠的李云生還清楚地記得2009年伊始的那一次減稅，作為小規模納稅人，他所要繳納的增值稅稅率從原來的6%降為3%，稅負整整下降一半。

　　同樣是在2009年，生活在晉中市30公里外清徐縣的老農王喜平有生以來第一次拿到了由政府發放的55元養老金。

　　他們二人是過去十年間中國財稅改革親歷者的縮影。在這十年中，無論是收入還是支出，中國政府在財稅領域進行了諸多改革，改革最終的指向是實現從生產建設型財政向公共財政的根本轉型。

　　到2011年，中國財政支出中三分之二以上用于與民生直接或間接相關的領域，公共財政框架初步形成。然而，在實踐中仍然存在稅制結構不合理、預算監督不足、政府投資占比過高等等問題，中國公共財政建設之路依然漫長。

　　統一稅制的努力

　　回望過去十年，中國幾乎對現行的所有稅種都進行了調整和完善，其中重大的改革包括取消農業稅、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實施消費性增值稅及營改增、推進成品油稅費改革、健全個人所得稅、完善出口退稅等等。

　　其中的每一項都與中國的經濟生活休戚相關。

　　自2004年7月1日起，東北、中部等部分地區先后進行了長達四年半的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最終中央決定于2009年1月1日起，在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由生產型增值稅轉為國際上通用的消費型增值稅，這也是當年應對金融危機的一大舉措。

　　李云生所享受到稅率減半的優惠只是增值稅轉型改革所帶來的“小恩小惠”，實施消費性增值稅的核心意義在于通過允許企業抵扣其購進設備所含的增值稅來促進制造業的技術升級，從而釋放制造業的生產力。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稱，作為第一大稅種，增值稅轉型在十年稅改中居于首要地位，是一項重大的減稅政策。政策規定企業新購的技術設備無論使用壽命是多少年都可以一次性抵扣增值稅，極大地激發了企業技術更新換代的積極性。

　　根據當年財政部的測算，增值稅轉型后減輕企業稅負共約1233億元。

　　在增值稅轉型的前一年，中國還推行了另一項重大稅改——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全國人大決定從2008年1月1日起內外資企業統一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內資企業所得稅率從33%降為25%，同時還清理和取消了一批外資企業專享的稅收優惠政策。

　　施正文認為，兩稅合并的意義在于中國政府正在為建立統一完善的稅制做出努力。這種努力也體現在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農業稅這一改革上，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城鄉統一的稅制。

　　然而，這十年的稅制改革并沒有真正觸及到稅收結構的調整，中國雖然形成了以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為主體的流轉稅，和以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為主體的直接稅兩大塊構成的稅制體系，但間接稅比重過高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認為，當前我國稅收收入70%以上都是間接稅，90%的稅收是由企業繳納的，這些稅均可以轉嫁到商品價格中，事實上成為由廣大消費者負擔的“大眾稅”。

　　培養直接稅已經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稅制改革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個稅和以房產稅為代表的財產稅也被寄予厚望，但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過去十年中，個稅起征點在2005年、2008年、2011年上調三次，從800元上調到3500元。從2011年改革試行一年的效果來看，個稅收入降幅明顯，在民眾負擔減輕的同時，個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例也從2010年6.6%，降為今年前三季度的5.9%.

　　財政支出結構之變

　　過去十年，中國財稅領域的最大變化還在于收支規模的跳躍式增長。

　　十年間，全國公共財政收入由2002年的1.89萬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0.37萬億元，年均增長20.82%；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由2002年的2.21萬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0.89萬億元，年均增長19.39%.

　　財政收入連年的高增速引發了公眾稅“痛感”的復蘇，公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一些質疑也隨之而起：在分切社會財富這個“大蛋糕”的時候，政府所拿的比例是否過高？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并不認同這種觀點，他今年初在學術雜志上撰文稱，與政府職能和保民生的要求相比，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還有差距，保持適度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利于增強政府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領域的調節能力，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轉移支付等方式，在收入再分配環節增加居民特別是低收入者的收入。

　　我國于1998年提出公共財政框架目標，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要求“健全公共財政”，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公共財政框架逐步形成并不斷完善。

　　從財政支出的結構來分析，中國財政已經具備了公共財政的基本形態。伴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財政逐步退出對一般性、競爭性領域的直接投入，不斷增加民生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支出。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曾表示，2011年全國財政用在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民生支出累計達到38108億元，用在農業、水利、扶貧、公共交通、節能環保、生態建設以及城鄉社區事務等方面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支出累計35629億元，這些方面的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2/3左右。

　　王喜平是中國第一批享受到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的農民，當初也受到了鄰縣非試點地區老鄉的羨慕。這項頗受農民歡迎的政策推進的速度遠遠快于當初的預想，到今年7月1日，僅僅三年半的時間就實現了全覆蓋。今年中央財政為新型農業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全覆蓋補助771億元。

　　但不能忽視的問題是，雖然近年來財政支出向民生傾斜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中國投資性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仍然在20%左右，與國際相比，這還處于較高水平——歐盟15國多年來穩定在8%左右，韓國為5%~10%，美國維持在15%~20%.

　　從功能分類上來看，除了重視經濟服務之外，中國財政支出結構上的另一個偏離是重視一般公共服務（如城市建設維護等），而對于社會性支出（比如教育、社保、醫療等）投入不足，欠賬仍然很大，這是造成中國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施正文認為，公共財政的本質是“集眾人之財、辦眾人之事”，要辦好眾人之事的前提是財政的法制化，這同樣是中國財政的短板。

　　“公開化、透明化、法制化是未來十年中國財政體制改革必須要面對的問題，預算法的下一步修訂要強化人大在預算監督中的核心權力，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財政支出真正符合公共財政的要求。”施正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