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近50多年的默默耕耘和無私貢獻，自2002年起，中國農民迎來了他們的“黃金十年”。

    這十年，終止了延續2600年的“皇糧國稅”；削減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壁壘；推行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建立健全了農村社會保障體制；開啟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全新戰略……

    有減有加，減的是負擔，加的是收入。這一加一減，激發了“三農”的潛力，振奮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民的腰包越來越鼓，糧食生產創造了半個世紀以來首個“八連增”，并首次站上了11000億元的新臺階……“三農”交出了精彩的答卷，農村大地正煥發出新的生機。

    減賦稅增補貼 農民無負一身輕這是一組讓人糾結的數字：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6：1；1983年，這個比例降至1.82：1的最低點；但到了2003年，這個比例又擴大到3.23：1.冰冷的數字背后反映了一個矛盾的現實：在中國經濟大步向前的時候，農民，這個占據著中國50%以上的人群，正被拋在中國這輛高速前進的列車的后面。

    如何縮小橫亙在城鄉之間這道“鴻溝”，建立城鄉居民共享中國經濟發展成果的體制成為擺在十六大面前一項莊嚴的任務和使命。

    提綱挈領，黨的十六大直指城鄉二元體制——問題的癥結，首次開創性地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至此，統籌城鄉發展成為貫穿中央連續出臺的9個一號文件中的一條紅線。

    從“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從“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到“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新思想新理念，正在開啟統籌城鄉發展的新紀元。

    “種糧不繳稅，念書不繳費，看病不太貴，老了還發養老費。”這是流傳在福建省連江縣筱埕鎮官塢村里的一段順口溜。

    這段順口溜不僅是官塢村人的心里話，而且濃縮了近十年農村所實施的重大的惠農政策。

    從徹底取消農業稅到實行農業“四補貼”，從實施義務教育到新農合、新醫療的全覆蓋……在強農惠農富農、“多予少取放活”思想和理念的指導下，一系列具有里程牌和劃時代意義的新政策、新舉措噴薄而出。

    作為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連江縣筱埕鎮官塢村黨委書記林哲龍曾專門做過統計。他向記者表示，從種糧直補、糧種補助、農機具補貼、沿海地區燃油補助到電器“三下鄉”等，近10年政府對農民推出的財政補貼達30多種。

    據林哲龍介紹，目前他們村種海帶和鮑魚，國家不僅不收一分錢，一年還有兩三萬的糧油補助。“國家不收稅，農民直接收益。假如僅農業特產稅這塊沒有取消，按照官塢村現在的產值，我們近兩年就要上繳2000萬元的稅收。”

    統計顯示，自2006年1月1日，全國范圍內取消了農業稅，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制度從此退出歷史舞臺，全國農民每年減輕負擔1335億元，人均減負約140元。

    在減負的同時，國家相關的財政補貼卻在不斷地增加。農業補貼資金規模從2002年的1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1653億元，10年累計達7631億元。

    保障體制也在逐步健全。在官塢村，不僅小孩上學不繳費，而且加入新農合的農民，一年一人只交50塊錢，看病就能報銷60%.“大病統籌，十萬之上再報銷20%.老百姓出20%的錢，就解決了大災大病的問題。”

    數字也許是枯燥的，但卻是最有說服力的。2011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8.32億人，農民參合率為97.5%；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了5313.5萬人和2662.6萬個農戶，幾千年來中國農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困有所濟的愿望正在實現。

    政策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建設美好家園的積極性。據林哲龍介紹，作為全國最大的海帶養殖基地，官塢村去年的人均月收益是2.5萬元，今年預計將達到3.5萬元左右。

    “福利和待遇已經和西方幾乎沒有什么差別了。”林哲龍說，去年韓國一家公司曾到我們村招人，開出一年30萬元的工資，但最后也沒有招到人。“你想，在家一年就能掙到三四十萬的工資，誰還愿意背井離鄉到外地打工？”

    捷報再傳。近日，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在京發布《2012年中國農村政策執行報告》。預計今年糧食在高起點、高基數上有望再創歷史新高，實現半個世紀以來首次連續九年增產。

    預計全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速有望接近10%.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比城鎮居民收入增速高出2.5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由上年同期的2.77∶1縮小到2.72∶1，為近年來同期最低，并連續三年呈縮小態勢。

    農村變美了，農民富裕了，日子越過越甜了。沿著城鄉一體化的戰略，一個絢麗多樣的城鄉一體化的畫卷正鋪展在億萬人民的面前。

    增源擴渠 農民收入節節高如果說減賦稅增補貼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條件，而擴展農民的收入渠道，卻是農民“強身健體”的基石。

    自1978年開始實施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后，農村富余的勞動力越來越多。為了致富奔小康，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爭先恐后地涌入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謀業，形成中國特有的民工潮。

    與此同時，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渠道。據悉，從1979年到2010年，家庭經營純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是農民收入的兩大主要構成部分，合計約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90%以上，其中，家庭經營純收入31年增長了19.59倍，而農民工資性收入則增長了20.99倍。

    作為農民工的一員，張麗顯得比較幸運。自離開河南老家，和丈夫夫唱婦隨來東莞打工近十年的她，現在東莞下屬的一個小鎮已買上房子。雖然背負了十來萬元的債務，但看著目前的生活，張麗并不發憷。

    雖然買上了房，孩子也在當地上了學，并講起了普通話，但張麗知道他們與當地人之間還隔著厚厚的距離，那就是當地的戶口。

    不過張麗提起未來，還是非常樂觀。她告訴記者，東莞正要籌劃出臺一項政策，就是在當地住到多少年后，就可以申請轉“正”了，至少到時孩子入學不是問題。

    其實張麗不知，相關政策早已出臺。據悉，2010年6月，廣東省政府出臺了《關于開展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城鎮工作的指導意見》，在全省范圍內實行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城鎮政策。截至2011年7月，廣東已有15.3萬名農民工通過積分制入戶城鎮，實現了城市夢，這意味著戶籍制度堅冰不僅在珠三角開始融化，而且已經邁出了實質性改革步伐。

    在改革的先行地打工，張麗無疑是幸運的。傳統的戶籍制度以及戶籍上所附加的不同的社會福利、教育和醫療保障，仍然橫亙在眾多打工者面前，把他們排除在他們工作的都市之外，作為異鄉人而漂泊著。

    不過，夢想正在照進現實，張麗就是典型的代表。戶籍的屏障正在露出縫隙。除了戶籍制度改革，即將拉開大幕的公共服務和城鄉社保的并軌，也為農民撐起了一把遮風擋雨的保障“大傘”。

    除此之外，休閑農業、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鄉鎮企業等一系列新的經濟組織形式正推動著我國農村迸發出蓬勃的活力。官塢村的成功也來自于此。

    談起官塢村成功的經驗，林哲龍認為，關鍵還是在人。“同樣的山，同樣的水，人決定一切。”“天時地利人和，關鍵是自身要發展。”

    1995年，時任村黨總書記的林哲龍以村委會的名義創辦了官塢海洋開發有限公司，實行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當時的村黨總支書記林哲龍兼任村辦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其他兩委干部也分別兼任企業的廠長、車間主任等。公司下設海帶育苗場、鮑魚育苗養殖場、水產品加工廠、海水研究會等經濟實體，建立了以科技為依托、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集育苗、養殖、加工、開發、銷售為一體的農業產業化雛形。

    “目前，公司采取了五種機制來運作。有錢就做股東，沒錢就打工，技術參股，科技投入，還有管理提成以及責任利潤等。有了健全的體制，管理起來也很輕松。”林哲龍說。

    隨著規模的壯大，像官塢村這樣的專業合作社正成為當下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有分析人士表示，專業合作社不僅可以使農戶抱成團，進行統一的銷售和購買產品，還可以為農戶提供保障，增加他們抗災抗病的能力。

    據悉，自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實施5年來，專業合作社蓬勃發展。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國依法登記的專業合作社達到55.2萬家，實有入社農戶達到4300多萬戶，約占農戶總數的17.2%.入社農戶收益也相對可觀。2011年，專業合作社創辦的加工企業實現銷售收入達424億元，成員從專業合作社獲得的盈余返還達168億元，入社農戶的收入普遍比其他農戶高出20%以上。

    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我國農業不斷轉型升級，千百年來以人力畜力為主的傳統農業正在大跨步地向規模化、標準化的現代農業轉型。

    有專家表示，只要減負和增收這兩個輪子轉起來，農民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必然會越走越輕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