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僅9個月，7月2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做出重大決定：8月1日起至年底，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以下簡稱“營改增”）試點范圍，由上海市分批擴大至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廣東和廈門、深圳10個省（直轄市、計劃單列市）。明年，繼續擴大試點地區，并選擇部分行業在全國范圍試點。

　　上海試點成效明顯加速“營改增”擴圍

　　作為一項重大的稅制改革措施，“營改增”長期以來一直頗受學界和政府部門關注，這一方面與增值稅在全國稅收收入格局中的高比重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中央對增值稅的倚重有關。此外，地方對營業稅收入的高度依賴性也使“營改增”無形中面臨一定阻力。

　　以中國改革的基本邏輯而論，“營改增”試點在上海推行僅7個月，試點地區即由上海一地迅速擴張至10個省（市），動作幅度不可謂不大。改革推進的速度，也已超出多數民眾及市場的預期。一些專家認為，此次試點區域大幅擴圍，究其根源，或與上海試點工作取得較明顯成效有重大關系。

　　財稅部門已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試點企業整體稅負下降明顯。截至6月15日申報期結束，上海共有13.5萬戶企業經確認后納入“營改增”試點范圍，其中，稅負下降的占近9成，約有12萬戶。小規模納稅人申報繳納應稅服務增值稅累計7.2億元，與原先繳納營業稅相比，稅負減輕4.9億元，降幅約為40%；一般納稅人申報繳納應稅服務增值稅累計77.3億元，也比按計征營業稅稅額減少4.24億元。從中不難看出，試點行業“營改增”，小規模納稅人的受益程度更為明顯。

　　試點效果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或許并不太為公眾所關注，也就是產業鏈的減負問題。“營改增”后，多數試點企業稅負有所減輕，相關產業鏈下游制造業也因為獲得增值稅抵扣而降低了總體稅負。不少企業將此部分稅收收益轉而投入強化應稅服務項目，從而促成較為良性發展的循環。故較之于直接的稅收減負，“營改增”對產業轉型和結構優化的意義更為重大。

　　但是，也應當看到，“營改增”在上海順利推進，有其財稅體制不同于其他一些地區的獨特因素，也有稅收優惠措施所形成的“洼地”效應。假如試點未能在其相鄰地區乃至更大范圍及時鋪開，那么，上海一地的試點成效無疑仍將只是鎖定于地區效應而無法準確反映“營改增”的行業效應。事實上，上海試點中，一些企業不斷遭遇抵扣難題，一個重要原因即在于試點僅僅是在上海一地展開。由于試點和非試點地區、試點和非試點行業企業適用稅制不同，客觀上造成了增值稅抵扣鏈條的斷裂。假如試點工作沒有其他地區適時加入“營改增”的行業稅負減輕效應很難準確、及時、充分顯現出來。可以判定，與上海鄰近的區域江蘇、浙江、安徽乃至福建首先被納入“營改增”擴圍區域，部分原因也是考慮到了這一機理的作用。

　　試點加速擴圍前景喜中有憂

　　此次試點加速擴圍，一個顯而易見的喜訊是，更多地區的更多試點企業將被納入稅收優惠的相關框架之中。在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震蕩的形勢下，相對于企業經營成本而言，稅負減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隨著試點措施逐步鋪向全國，稅收優惠措施所可能產生的地區經濟效益間的落差終將逐步消失。

　　如果稍加留心，可以發現一個極為明顯而有趣的特征。那就是，此次試點加速擴圍，僅僅是在試點區域范圍上的快速擴張，所涉及的行業企業并無變動。從地域上看，新納入的10個試點省（市）除安徽、湖北外，其余均地處東部發達地區。這預示著，“營改增”加速擴圍后，對全國稅收收入減少所可能造成的潛在沖擊已經被設定在了一個可控的區間之內。

　　另外，受制于中國現行的稅制體系，增值稅近期仍將是稅收收入來源中的第一“大塊頭”，任何對增值稅可能產生重要影響的變動因素，都不可能不被關注。也正因此，選擇在新鋪開的10個省（市）試點，可以說絕不僅僅是一種巧合。沿此思路，或許也可以推知，盡管不少地區對申請試點都躍躍欲試，除非受到較強烈的非經濟因素的沖擊，決策部門對明年將擇機擴大試點的地區或行業，顯然不會采取一種不加限制的放任擴圍和隨意確定的方式。這與中國推進經濟改革的“漸進式”邏輯在總體上是吻合的。

　　宏觀經濟形勢約束下的戰略抉擇

　　如果我們放寬改革視野，此次“營改增”加速擴圍，也可以解讀出另外一種意涵。

　　當前，中國改革進程已進入一些學者所指稱的“無改革”狀態。受宏觀經濟形勢波動和社會穩定等方面因素的影響，在穩經濟增長已成為全國共識的情形下，可以發現，進入下半年來，稅收收入的保障已然成為各級政府的一個中心議題。“營改增”所涵蓋的11個省（市），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全盤棋局上，大多具有經濟指標風向標的意義，因而，決策部門對“營改增”在上述地區所可能產生的稅收收入變動趨勢及其社會影響，不會沒有充分的考量。

　　在這一大背景下，財稅領域的改革，尤其是稅制體系從間接稅為主轉向以直接稅為主的“再造”乃至全盤革新，如果在短期內未能尋找到恰當的突破口，則其推進難度，可想而知。中國現行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體系，在此前一段時間個人所得稅的改革謀劃中，已經遭遇令人尷尬的局面，如果“營改增”的推進進程依舊只是足尖碎步式地“進二退一”，那么，以增值稅減負為依托，從而為直接稅稅種個人所得稅等的改革騰出空間的改革策略，其實施，無疑將遙遙無期。從長遠看，這對于深化財稅改革，從而深化以財稅改革為先導的整體經濟改革，都將是弊大于利。求解這一問題，或許已經不能僅從經濟層面著手，而必須有類似于1990年代初期推進財稅體制整體改革那樣的大手筆。

　　這一點，或可概括稱之為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進程中的特殊外部沖擊因素。其變化，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能不引起人們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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