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1月1日起，我國將在上海交通運輸行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開展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作為一項重大的稅制改革和重要的結構性減稅措施，“營改增”能在多大程度上給企業減負？

　　記者從財稅部門了解到，我國1979年引入增值稅，最初僅在部分城市試行。1984年，國務院發布增值稅條例（草案），在全國范圍內對機器機械、汽車、鋼材等12類貨物征收增值稅。1994年稅制改革，將增值稅征稅范圍擴大到所有貨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勞務，對其他勞務、無形資產和不動產征收營業稅。

　　然而，受當時經濟發展的客觀條件所限，增值稅改革并不徹底，留下了兩條“尾巴”：一個是增值稅雖然擴大到所有貨物，但機器設備沒有納入抵扣范圍；另一個是增值稅基本上沒有覆蓋到服務業，造成貨物和勞務領域稅收政策不統一。

　　2009年，在地區試點的基礎上，增值稅轉型改革在全國全面實施，將機器設備納入增值稅抵扣范圍，歷史遺留的第一條“尾巴”終于被割掉了。據測算，增值稅轉型的全面實施，每年可為企業減輕稅負約1300億元。

　　實際上，對營業稅和增值稅的改革與調整，不斷有新政策出臺。從今年11月1日起，大幅提高小微企業的營業稅和增值稅起征點：銷售貨物和銷售應稅勞務的增值稅起征點為月銷售額5000—20000元；營業稅的起征點為月營業額5000—20000元。調整后，八成以上小微企業受惠。新疆將“兩稅”起征點調至最高限額2萬元，每年為小微企業減稅負3.5億元。

　　而此次在上海部分行業開展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則是為進一步完善稅制、徹底解決增值稅遺留問題邁出的關鍵一步。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指出，國際經驗表明，目前世界上有170多個國家實行增值稅，大多覆蓋了所有貨物與勞務。因此，逐步將增值稅征稅范圍擴大至全部的商品和服務，以增值稅取代營業稅，符合國際慣例，也是深化我國稅制改革的必然選擇。

　　全面推開，每年可減稅負上千億元

　　賈康說，在我國現行稅制結構中，增值稅和營業稅是最為重要的兩個流轉稅稅種，二者分立并行。其中，增值稅的征稅范圍覆蓋了除建筑業之外的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大部分行業則課征營業稅。從產業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角度來看，將我國大部分第三產業排除在增值稅的征稅范圍之外，對服務業的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

　　對于營業稅與增值稅并存造成的重復征稅，不少企業都感受很深。河北一家快遞企業的負責人說，他們跟客戶簽訂的是一攬子物流合同，也就是把貨物從產地運到客戶指定的地點。但在運輸過程中要倒好幾道手：收貨、打包、轉運、分揀，然后再送到客戶手中。

　　“我們公司小，在一些地方沒有自己的倉儲和運輸業網絡，這部分業務只能外包出去。這樣一來，不僅我們公司要繳3%的營業稅，接受我們外包的倉儲和運輸企業也要分別繳納3%的營業稅。如果我們給的價太低，人家肯定不接手；把價格抬上去吧，等于我們自己要少掙。一單貨本來利潤就不高，加上幾個環節的重復征稅，一般物流企業很難承受。”這位企業老板說。

　　不僅流轉環節存在重復征稅，即使是在同一企業，由于增值稅與營業稅之間無法進行抵扣也加大了企業的稅負。比如，運輸企業在購置汽車等運輸工具時，支付了汽車的增值稅；但在進行運輸服務時繳納的營業稅，與先前支付的汽車增值稅無法抵扣。企業既交增值稅又交營業稅，負擔自然加重。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認為，現實中，行業間界限的區分難度也越來越大。不僅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界限在逐步模糊，就連同一企業也可能大量涉足制造業和服務業。這樣，僅靠原先的增值稅和營業稅征收管理辦法已很難保證同一行業內企業之間的稅負公平。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不僅僅是服務行業本身受惠，那些已經實行增值稅的納稅企業也同樣受惠，因為這些企業購買的服務業勞務，也可作為進項稅額得到抵扣。

　　楊志勇說，實際上，為了保證試點行業稅負不增加這一基本目標，新增兩檔低稅率的選擇也頗有講究。稅率選擇基于試點行業營業稅實際稅負的測算。交通運輸業的營業稅負擔換算成增值稅的稅率水平基本上在11%—15%之間，改革選擇了11%的稅率，是和其中的最低稅負相對應的。試點的部分現代服務業換算過來的增值稅稅率水平基本上在6%—10%之間，改革選擇了最低稅負對應的稅率6%.由此可見，改征試點從總體上看是降低稅負。

　　據有關部門測算，“營改增”試點在上海實行到位，包括交通運輸行業在內的部分現代服務行業的綜合稅率，將大體降低一半，每年為企業減輕稅負逾百億元。如果這一改革在全國全行業推開的話，每年為企業減輕的稅負將達到上千億元。

　　財稅部門表示，我國正處于轉方式的攻堅期，“營改增”減少產業分工細化存在的重復征稅因素，不僅給企業帶來了減稅的實惠，從長遠來看有利于社會專業化分工，促進三次產業融合，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綜合國力提高。下一步，財稅部門將密切跟蹤試點行業的改革情況，及時總結經驗，為“營改增”盡快在各地全方位推開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