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根據財政部的數據顯示，前三季度中國財政收入突破8萬億。有專家測算，全年財政收入破10萬億沒有懸念，你如何看待目前的財政收入狀況？

　　許善達：我估計今年財政收入突破10萬億可能不會有什么問題。目前財稅問題上有兩個戰略方向，實際上是針對國家、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分配比例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政府拿的太多，另一種意見則覺得政府拿的還不夠。

　　認為政府拿的還不夠的理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尚沒有完成。社保、醫保、保障性住房、三農問題、治理環境等都需要政府花錢，政府手里沒錢這些事情就辦不到，很多目標實現不了。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一個經濟體中，政府拿的太多，企業的活力就會受到影響，很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日子難過，跟政府的稅收太高有關。此外，居民手里沒有錢也會拖累消費。目前兩種意見爭論很激烈，我認為這兩種意見各有各的角度，但這個問題關系到下一步整個國家戰略，關系到“十二五”規劃的落實。

　　實際上從1994年搞稅制改革時這個問題就存在，那時候我們國家的方針是提高兩個比重，即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當時大家對這種提法沒有分歧。但從本世紀初就開始出現分歧了，2001年稅務總局局長的文章就用“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替代了“提高兩個比重”的提法。2002年財政部部長的預算報告和總理政府工作報告里都不再用“提高兩個比重”這種提法了。雖然從官方文件中不再用“提高兩個比重”的提法，而且官方文件中進而提出“結構性減稅”的戰略，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主張就消失了。在實際工作中這種理念或者說戰略依然存在。進入本世紀以來許多稅收政策的調整體現了這兩種理念或者說戰略博弈。如今這兩種不同理念或戰略間的矛盾更加尖銳了。這是“十二五”期間需要明確的一個問題。不僅是在文件中繼續堅持“結構性減稅”的戰略，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落實這個戰略。

　　新京報：從9月份開始個稅作出了新的調整，邁出了減稅的步伐，但隨后一些地方的月餅稅和房產加名稅讓老百姓感嘆減稅如抽絲。這是什么原因導致的？

　　許善達：這個問題就與上面所說的兩種指導思想有關。有一種意見是繼續提高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所以稅收問題上還是主張要加稅，需要減稅的時候也要盡量少減一點。

　　比如車船稅，這是很小的一個稅，收入也不多。人大立法的時候，把1.6升以下車加稅的部分否了，保留了1.6升以上的車要加稅。但實際上報給人大的方案是1.6升以下要加，因為這部分車多，財政能夠多收錢。人大最后作的決議是低檔車不加稅，從這里看出兩種指導思想的博弈非常明顯。所以實際上很多稅收問題的爭論都離不開這兩個戰略方向，現在雙方的矛盾很尖銳了，這是躲不掉的問題。

　　對工薪階層的稅可以大幅度降低

　　新京報：從目前的輿論來看，減稅似乎已成為主流聲音。

　　許善達：現在可能不會有人公開反對減稅。問題的關鍵是減稅的規模，我認為減稅的規模應該是千億數量級，至少要減幾千億的稅才能真正發揮效應，給經濟注入活力，讓基層活躍起來。減掉五千億才占整個財政收入的5%，對財政影響不大。如果減稅數量級是百億水平，解決不了什么問題。

　　對工薪階層的稅，我看還可以大幅度降低，對資產性收入可以多收稅。減稅應該針對小微企業和個人。我建議政府拿出幾千億的減稅規模讓相關部門去設計，條件是幾千億必須都減掉，并且讓這些錢落到小微企業和個人手里。不要就一個事減一下，這里減50億，那里減200億。

　　新京報：不少研究人士認為，未來稅收體制改革的方向應當是增加直接稅，減少間接稅，你怎么看？

　　許善達：稅收有三類，間接稅、直接稅和財產稅。從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來看，財產稅的調節力度最大，直接稅第二，流轉稅第三，而實際發揮的調節功能還要看各類稅種的收入規模，因此稅收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更大程度上取決于稅制結構。一個國家的稅制結構不是能夠隨意設計的，一個國家的稅制結構與這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關聯。經濟水平越低的國家，流轉稅比重越大，直接稅比重越小，財產稅更不用提。想人為的把哪個稅類規模設計大一點是辦不成的。

　　提高直接稅降低間接稅這個方向沒問題，但稅制結構不是主觀設計就能夠完成的。美國個人所得稅占70%，你讓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比重在短期內達到美國的水平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流轉稅作為第一主體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我認為方向一定是這個方向，但是步子一定快不了。

　　跟規劃目標有差距，要趕緊調政策

　　新京報：“十二五”規劃明確居民收入增幅要超GDP，你認為應當如何實現？

　　許善達：GDP從收入方面講有三個主體，政府、企業和居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GDP意味著政府和企業至少有一個主體的增速低于GDP.目前政府收入增速30%左右，遠遠高于GDP，企業收入20%以上，也高于GDP，這三個收入中居民收入增速最慢，低于平均數。

　　要想實現居民收入增幅超過GDP，政策不調整是實現不了的。我曾經向總理建議，政府對“十二五規劃”的這個目標每年評估一次，不要到第四年、第五年時才評估，那時評估結論是完不成也來不及采取措施了。如果每年評估一次，發現發展態勢跟規劃目標有差距，就要趕快調整政策。不然與目標的差距越來越大。

　　今年是“十二五”規劃執行的第一年，我的結論就是目前的政策還不足以支撐“十二五”規劃的目標能夠全部實現。如果這一年的實踐結果跟目標有差距，要做什么樣的政策調整才能夠縮小差距，這就是我建議決策層考慮的問題。

　　新京報：按照財政部發布的支出列表顯示三分之二的支出都用于民生，很多業內人士認為財政支出缺乏公開性和透明性，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許善達：我認為有一個認識上的看法，但我講了后很多人不贊成。預算收支表讓每個納稅人都能看懂是做不到的，少數納稅人代表能看懂就行了。比如全國人大要表決，常委們就必須得看懂，不懂的就得培訓，這些人是應該看懂的，因為他們要表決，要行使權力。

　　但現在的問題是代表們也看不懂，這是因為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是信息披露不夠完整，國外議會的審查是非常仔細和嚴格的，而我們現在這種審查太粗。第二就是沒有要求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常委必須看得懂預算。你是代表，你要看懂了，才能跟老百姓說是怎么回事兒。

　　現在報給人大的信息量每年都在增加，但人大認為不夠，希望能獲得更多的信息，我認為政府給人大報的信息要增加，同時人大代表們也要提高水平，提高對于預算制度的了解和把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