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1月1日）甚至于本周，國內最搶眼的財經新聞無疑為財政部決定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以下簡稱“兩稅”）起征點。

　　這回提高“兩稅”起征點，只針對國內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以下簡稱“小微企業”）。上一次針對“小微企業”提高“兩稅”起征點是2003年。那一年，突然爆發的“非典”疫情對國內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其中“小微企業”首當其沖。于是在輿論的呼吁下，作為拯救“小微企業”的急就章，當年的財政部也曾統一上調過“小微企業”的“兩稅”起征點。

　　事隔8年，國內經濟運行生態已有很大變化，2008年金融危機引爆的國內“小微企業”經營之危局，迄今非但未見明顯起色，在一些地方反呈惡化狀態。應該說，本次提高“兩稅”起征點依然帶有化解燃眉之急的味道。當然，只要能夠削減國內過高的企業稅負，哪怕減稅受益面和減稅幅度都有限，輿論依然應給予掌聲無論如何，減總比不減要好。

　　降低“小微企業”的“兩稅”稅負涉及五種不同情形，分別指按月銷售貨物、按月銷售應稅勞務、按日銷售貨物、按月營業性納稅和按天營業性納稅。筆者粗略梳理發現，五種不同情形的“兩稅”起征點之平均提幅大體在2-5倍之間。靜態地看，減稅幅度應該不算太小。

　　就此次實際減稅幅度，輿論應做實事求是的估計。這中間要著重考量兩大因素：其一，作縱向對比，8年前確定的起征點基數很低，這一回雖說上調起征點幅度不小，可一旦將歷史形成的“基數因素”納入其中，起征點實際上調幅度就會相對縮水。其二，盡管“小微企業”在統計口徑中占據國內企業總數的96%-98%，但“兩稅”主要稅源（占總量85%）的提供者向來依賴各類大中型、大型和特大型企業。據此，須對此次減“兩稅”的受惠面和實際受惠程度（即實際減稅數量）作出客觀區分。

　　雖說本次“有限減稅”的實際減稅總額不會太大，卻不妨礙我們對本次減稅的邊際溢出效應，主要從學理層面做出推導式分析。

　　眾所周知，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消費品和柴米油鹽醬醋茶，通常都由中小企業或“小微企業”提供，當這類企業的“兩稅”稅負有所降低后，企業綜合財務成本和生產成本就會有所下降，而企業降成本即意味著增利潤，它有利于企業直接或間接提高員工工資，適當降低產品出廠價格，或至少使產品提價幅度有所克制。而所有這一切，對當下遏制通脹亦可產生相應的正面效應，老百姓或多或少都能從中直接或間接獲益。

　　有限減“兩稅”只是結構性稅改的其中一塊。迄今為止，有關方面尚未承諾要大規模減稅對于現有稅負是否太重的問題，似乎還存在一些爭議，沒有爭議的問題是，國內稅制存在結構性不合理，需要進行改革。因此，呼吁了多年、眼下不緊不慢進行的結構性稅改，還不能認為就是“大減稅時代”的來臨，稅改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