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會廣泛關注房產稅稅收規模等熱點問題。可以看到，今年1月底，重慶、上海兩地試行開征房產稅，截至4月底，重慶市房產稅收入70余萬元，上海房產稅入庫稅款為100萬元左右。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就此表示，房產稅試點的意義在于探索合適的稅制和可行的征稅機制，按試點城市的方案來看，房產稅收得越少說明試點越成功。她同時表示，房產稅全面開征的難度很大。

　　毫無疑問，房產稅是自去年以來除個稅改革之外最被人關注的焦點之一，爭論的焦點除開征房產稅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要不要遵循“稅收法定”原則之外，更多的爭論集中于房產稅能不能抑制房價。

　　從本質上來看，一如論者所言，房產稅是地方稅，正本清源，其根本用途，不是調控房價的利器，而是為了保障政府有財力為本地居民提供各種公共服務。而試點是為推動財稅體制改革做鋪墊，最終解決當前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問題。基于這個本質，當前說房產稅收得越少越好就判斷其越成功顯然還有待觀察，如果僅僅是將其作為所謂的威懾性稅種來對待的話，那么毫無疑問不僅會造成當前的房地產稅費更加混亂，而且將使得整個財稅體制改革無法向前推進。

　　事實上，早在2010年10月18日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就明確提出：應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相應調減營業稅等稅收，合理調整消費稅范圍和稅率結構，完善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和服務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同時，逐步建立健全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全面改革資源稅，開征環境保護稅，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改革等。

　　顯然，推進財稅體制改革也就成為了一個最大的關鍵點，不過，就如何改的問題一直飽受爭議。而以房地產調控的經歷來看，此輪房地產調控更是需要從長遠角度來促進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合理健康發展，所以說制度的建立和配套措施成為一個必然趨勢。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房產稅對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有著不同的效果，而從我國的現實而言，借鑒德國的房產稅模式，不僅對我國的房地產業穩定發展合適，而且能對我國發揮財產稅的再分配起調節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個新稅種建立以及發揮作用的重要前提是對原有稅費的合并和調整，從而避免重復征稅的問題。因此開征之后，政府就必須解決對當前土地財政的依賴發展模式，不過問題在于，開征之后，靠什么保障地方政府不再壟斷土地繼續“招拍掛”？這才是當前需要從制度上對政府從土地的壟斷權力上繼續實施原來的發展模式。

　　這個本身就面臨著巨大的現實障礙，在目前的分稅制下，地方政府將土地財政的模式發展到了極致，不從制度上解決的話，任何的修修補補措施都只是一個表面的改變，實質上依舊是新瓶裝舊酒。數據顯示，2010年，重慶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完成900.3億元，增長112.2%，上海超過1500億元。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1年房地產藍皮書顯示，“十一五”期間，全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累計超過7萬億元，地方財政總收入中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占比從2006年的38.9%上升到2010年的65.9%，這還不包括附著在房地產上的眾多稅費。地方政府的各項基礎建設投入以及當前大力推進的保障房建設資金都需要從這里面貢獻，但是最終能有多少落實出來還是一個問題。與此同時，由于今年以來的持續調控，各地的土地市場出現大幅回落，不少地方的土地出讓再次出現流拍的問題，截至4月底，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同比均減少超過三成，北京更是大幅減少55%，土地出讓收入的減少促使地方政府開始放松，北京近期在出讓中服剩余的六地塊中就已經大幅提高了出讓單價。

　　由此可見，自分稅制改革實施以來，土地財政模式讓地方政府在分稅制的約束之下找到了補充地方財政、發展本地經濟的“關鍵鑰匙”。而長期以來的土地財政操作使得地方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圍繞土地資源這個核心來運行，地方政策、招商引資、金融資源籌措、行政資源投放以及政府管理等都形成了與土地財政相匹配的模式。

　　因此，土地財政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障礙，非改不可，而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從制度上來限制和削弱地方政府對土地的絕對控制力，關鍵就是要對集體土地所有權進行法律上的保障，而土地供應的多元化是土地市場正常化的基本前提，這又有賴于“同地同權”，包括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入市、小產權房的合法化等。這些改革徘徊爭議多年，此時不推，更難有來時。總之一句話，爭議房產稅其本質是要加快推進財稅體制改革，讓房產稅成為促進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