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副部長廖曉軍近日風頭甚盛，蓋因其斬釘截鐵地拋出一系列帶有濃郁官方色彩的“定論”：“個稅起征點近幾年不會上調”，“消費券不會全國發放”，“印花稅已經沒有繼續下降的空間”，“遺產稅也還不具備征收的條件”，幾乎每一句都跟輿論風向“戧著來”。指望借兩會東風推進訴求的網民被兜頭連潑冷水，也難怪要

　　火氣沖天、結伴罵娘了。

　　同樣火大的還有不少代表委員。在廖副部長拋出 “個稅起征點近幾年不會上調”高論之后，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宋林飛就提出疑問：“你都定了，要我們來干嗎？”他認為，這樣的大事決定權不應該在一個部委，“代表委員們還沒討論，你表什么態？”（3月8日《南方都市報》）

　　“你都定了，要我們來干嗎？”如此敞亮的質疑難得一聞，也發人深思：在代議體制中，原本民意代表與政府官員截然分開最好，現在既然基于現實有一批“官員代表”、“官員委員”，那么兩會召開之時，雙重角色集于一身，怎樣定位才不至于角色“擰巴”？

　　要說廖副部長發言的這一刻只代表他個人，恐怕沒人相信，不代表組織的“個人”誰有能力就如此重大問題連續說“不”？要說廖副部長發言之時代表財政部，這是財政部的內部“共識”，這些話就有些“早產”了———代表委員是去共商國是，并監督政府工作的，不是去聽政府官員“訓話”的。連胡錦濤主席發言之后也謙虛地說“請指正”，連溫家寶總理也要向代表“報告工作”，你一個財政部官員何以就敢討論未竟之時，斬釘截鐵地往外拋“定論”？

　　我們為什么要隆重地開兩會？就是要搭建一個平臺，讓幾千名代表委員“代表”他們身后的選民與界別，充分討論國計民生，盡情表達，全面博弈，最后凝聚成共識，形成政策�，F在倒好，討論正酣，甚至還沒完全展開，官員就作出毫無商榷余地的表態，豈能不傷參政議政者之心？豈能不嚴重扭曲參政議政的程序？

　　不是霸道地不讓官員們說話，而是不能揣著官員的優越感在代表委員隊伍里說話。以個稅起征點問題為例，拉動內需，要老百姓手上有錢才能消費，于是柳傳志等代表委員建議調高個稅起征點促進消費。建議剛出來，財政部高官就直接“否決”，討論還有意思嗎？發消費券這回事兒也一樣，在成都、杭州推出消費券后，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表示，商務部將認真跟蹤消費券效果問題，中央正研究全國推出消費券的可行性。沒想到就在代表委員熱論其可行性之時，廖副部長直勾勾來了一句——— “消費券沒有‘國家計劃’的可能，國家不會普發消費券”。如果各個部門都這樣 “胸中早已揣定論，任爾東南西北風”，兩會還開什么開，何必費錢費口舌，直接買票回家算了。

　　官員代表、官員委員要表達，就先要考慮好怎么說話，屁股坐在哪里說話——— 是在被問詢的位置上，而不是高高在上向大家發布“權威信息”的主席臺上。關于個稅起征點，你可以陳述頻繁調整在外部條件上的不利影響；關于消費券，你可以列舉全國發放的操作難度；關于印花稅，你可以說繼續下降的負面作用……這些話都可以說，但就是沒有資格把問題閉合，說自己的態度已經是真理，間接告訴大家無須再議。代議體制之下，還沒有一個官員有這等權力。

　　財政部官員如此不解風情亂表態的一幕讓人懷疑：兩會內外的很多“民意”，在多大程度上被認真聽取？有沒有一些部門仍然擺不正位置，充滿權力的傲慢，只相信自己的腦門，不相信公眾的嘴巴，兩會代表委員呼吁一千遍一萬遍，人家愛怎么想還怎么想，想怎么辦就怎么辦？延伸開來，即便更多的部門官員沒有跳出來 “戧民意”，但在民意面前巋然不動，令很多事情長期擱置不前，不同樣也是將民意當花瓶來擺設嗎？思來想去，恐怕只有更多代表委員勇敢站出來，用法律賦予的權力對有擺不清位置的官員進行質詢、問責，才能讓他們對民意、對權力更多一些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