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保護促進會發布的《2008年中國公眾環保指數綠皮書》，對全國31個省會城市的民生環保指數進行了抽樣調查，以旅游大省聞名的海南省（其對應城市為海口市），其公眾環保滿意度的排名為第18名，名次甚至在天津、沈陽、石家莊這些重工業和重度污染城市之后。

　　從今年來參加“兩會”的海南省代表的訴苦中可以尋找到一些關于當地環境問題的端倪。據他們透露，海南雖然是旅游大省，但國家在旅游業方面并沒有給海南多少支持政策。為了保住GDP的增長，海南省不得不發展工業來彌補，所以海南的環保就很受影響。他們擔心，長此以往，海南的旅游環境會遭到破壞，希望能“用市場化的手段解決環境問題”。

　　面臨環境問題的當然不是海南一個省。這些年來，伴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資源消耗與環境惡化成為不爭事實的中國，生態環境問題讓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各級官員倍感壓力。

　　環境稅國際例證

　　關于環保問題的解決辦法，多年來我國一直采用的都是行政手段。對那些污染嚴重的企業實行停產甚至淘汰的苛罰，然而行政手段的執行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一家造紙廠的老板曾抱怨說，他們和環保監察部門經常玩“躲貓貓”的游戲。因為造紙產出的大量污水對環境污染非常嚴重，但是如果給造紙廠配上一整套環保設備的話，需要花費上千萬元的資金，實在折騰不起。所以如果環保監察部門上門來找“麻煩”的話，他們就停產幾天，等檢查的人走了再開工，或者利用下雨的時候偷偷將污水排掉，還會采取其他方式躲避檢查等。

　　事實證明，中國這樣大的一個發展中國家，僅僅依靠行政的手段是無法解決環境問題的。環境的問題本質是發展問題，是經濟問題，最終解決還是要靠經濟規律，靠市場機制。

　　市場機制解決環境問題在國際上已經有了相對成熟的經驗。其中，為保護環境而征稅更是非常普遍的做法。

　　早在20世紀70年代，一些發達國家就將稅收作為保護環境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將環境稅引入稅收制度。

　　德國從1981年開征環境稅，以廢水的“污染單位”（相當于一個居民一年的污染負荷）為基準，稅率全國實行統一，稅金全部作為地方收入，用于改善地方水質。開征第一年的稅率為每“污染單位”12馬克，此后不斷提高，并規定進行污水處理設施投資的企業，可予減稅。目前該稅年收入在20億馬克以上，稅金全部作為地方收入用于改善水質，社會效益十分明顯。

　　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就開征了二氧化硫稅。根據其《二氧化硫稅法案》的規定，二氧化硫的濃度達到一級標準的地區，每排放一磅硫征稅15美分;達到二級標準地區按每磅硫10美分征稅;二級以上地區則免征。

　　隨后，德國、日本、挪威、荷蘭、瑞典、法國等國也征收了二氧化硫稅。

　　意大利1984年開征廢物垃圾處置稅，對所有的人都征收，作為地方政府處置廢物垃圾的資金來源。

　　這些措施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是利用市場機制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最好例證。

　　圍繞環境稅的利益博弈

　　中國環境稅的開征，在學術界已經討論了10多年。隨著我國對環保事業越來越重視，環境稅的開征問題再次引起了社會的高度關注，并成為今年“兩會”的重要環保提案。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兩會”上說，今年內將開征“環境稅”。據悉，環保部和相關稅收部門也在研制相關的稅收方案。

　　3月2日，財政部發出公告稱，財政部和環境保護部同意浙江省在太湖流域杭嘉湖地區和錢塘江流域開展化學需氧量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同時在浙江省全省范圍開展二氧化硫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

　　這是向環境稅的開征前進了一大步。不難看出，我國正在開始借鑒外國經驗，發展排污權交易的市場化體制。今后將會通過推進排污權有償取得和排污權交易制度改革，引入市場機制，促使企業將環境成本納入生產成本或服務價格。

　　討論了10多年的環境稅，現在還處于試點準備階段，而在《投資者報》就環境稅的有關問題采訪財政部相關人士時，對方以“上面有規定，凡是有關環境稅的采訪都一律不準接受”為由，拒絕了記者采訪。可見相關政策制定部門對此高度敏感。

　　誠然，開征環境稅不僅涉及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和企業整體稅負的調整，也涉及各地區經濟利益和整個財政體制的調整，十分復雜也十分敏感。

　　這些年來，關于獨立型環境稅方案、融入型環境稅方案和環境稅費方案一直在研究，一直不能塵埃落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原因之一恐怕與其中牽涉到的利益分配主體之間博弈不無聯系。相信不論最后采用何種方案，都要兼顧到各方的利益平衡問題。

　　但是無論采用何種方案，環境稅的引入最后需要達到一個目標：就是要引導企業順應國家政策，促進企業技術轉移和產業升級，同時降低環境權益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最大限度保護我國環境戰略利益，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形成多贏的格局。

　　期待環境稅方案的出臺， 能在保證上述目標的前提下，同時兼顧到各方面的利益訴求。因為這將使環境稅方案在執行的過程中阻力較小，減少發生為了謀求某一小團體的利益而扭曲甚至干擾方案實施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照顧某些集團利益而犧牲這個總體目標的話，那么所謂的環境稅方案也就等于一紙空文。最后的結果是，方案只是被利用來進行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的工具，而很難起到環境保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