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出現財政收入不能完成計劃的情況，那么決策層可能將采取結構性增稅和調整預算、增加赤字的措施，以應對“錢不夠花”的情況，而資源稅和煙草稅將是可能開征或提高稅率的稅種。（《第一財經日報》3月16日）

　　為應對世界金融風暴對國內實體經濟影響，我國實施了“史上最牛的減稅計劃”——從全面停征利息稅，到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并實施單邊征收，再到增值稅轉型改革，以及對小排量汽車減按5%的稅率征收車輛購置稅、數次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等等。這一攬子結構性減稅計劃，實際減稅額度接近6000億元，超過此前公布的5000億元。

　　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企業效益下滑和大規模結構性減稅的雙重效應下，我國的財政收入出現了較大幅度地下降。基于此，包括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在內的一些財稅專家，不約而同地提出了結構性增稅計劃。

　　所謂結構性增稅，依筆者的理解和判斷，與結構性減稅的性質和特點大致相同，就是允許開征新稅種，或是提高個別稅種的稅率，以實現增加國家稅收的主旨。確實，在目前國家實施經濟刺激方案急需用錢的條件下，倘若實施結構性減稅與結構性增稅并舉，不僅能舒緩財政擴張性支出的壓力，也能促進稅收結構向良性方向發展。

　　然而，盡管權威專家提出的結構性增稅計劃，有一定的道理和現實意義，但筆者覺得，在目前全球性經濟危機尚未見底，對我國實體經濟沖擊仍在向縱深發展的時刻，貿然提出結構性增稅計劃，顯得很不合時宜。

　　首先，結構性增稅不僅與刺激經濟計劃背道而馳，而且也缺乏精準度。從權威人士透露的信息來看，現在可以增稅的有兩個方向，一個是資源稅，另一個是煙草稅。對于資源稅開征來說，盡管目前沒有通脹壓力的顧慮，但如果資源稅一旦開征，勢必會涉及到資源性價格要素，傳導給下游企業，從而會增加企業生產成本，影響到國內經濟復蘇進程；至于提高煙草稅稅率，不僅不利于煙草行業的健康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煙草加稅會落到窮人頭上。研究發現，無論是窮國還是富國，窮人的吸煙率都遠遠高于富人。譬如，泰國最近發表了一組調查數據，在該國1000萬煙民中，64%屬低收入階層，他們所受教育不多，有工人、農民和司機等。

　　其次，我國的整體宏觀稅負并不低。在西方發達國家，稅收收入占公共收入的絕大部分，可以用宏觀稅負作為公共收入規模的近似指標，我國則不能。因為，我國政府收入的特點是“稅費并存”。從表面上看，我國現行財政收入僅是預算內收入，實際上，國內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預算外收入，比如，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土地出讓金以及各種收費、罰款和硬性攤派收入等等。倘若把預算外收入和稅收收入兩加起來，當作宏觀稅負率的話，有專家曾做過統計，以2005年為例，整個政府收入則占GDP高達34.43%，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的整體宏觀稅負要遠遠高于不少國家。

　　此外，巨額財政赤字也并非是結構性增稅的理由。我國的財政赤字在1998年以前并不多，只有500億元左右，1996、1997還略有減少，只是在1998年后才突然出現急速增長的態勢，2009年則破天荒地達到了9000億元，而這直接來源于政府以擴大投資為內核的積極財政政策。這意味著，巨額財政赤字的出現，是政府主動追求的結果，不是真正意義的財政困境。因此，面對成倍增長的財政赤字，我們一方面應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控制政府自身開支，節約行政支出，而不能輕易打結構性增稅的算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