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特大地震仍然余波不斷，面對救災的千頭萬緒，重建的統籌紛爭，我們無法繞過一個嚴峻事實：這場特大地震改變了2008年中國社會經濟的常態運行，加重了因持續通脹而給億萬公眾及投資者帶來的不確定風險，我們需要更恰當地應對。

　　我們已知，本輪中國經濟通脹壓力加大，主要源于農產品（愛股，行情，資訊）和食品價格上漲，推動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所致，也與多年來實施積極貨幣政策引發的流動性泛濫有關。因此在治理通脹時，中國人民銀行明確選擇貨幣政策從緊，自去年至今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并多次加息。可惜從實際效果看，單純貨幣手段并非治理通脹的靈丹妙藥。

　　由此，我們高度關注其他治理通脹的有效措施。我們應當記得，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那個重要研究發現：“通貨膨脹本身就是一種無須立法的稅收。”那么，財稅政策如何優化，個人所得稅稅制結構可否調整，個稅起征點能否大幅調高？這都值得仔細掂量。因為我們需要增加納稅人的可支配收入，更現實地藏富于民，避免出現通脹和稅收雙重擠壓公眾利益的更壞局面。

　　特別是在汶川地震之后，6萬多人失去生命，400多萬人損失財產。他們需要政府在公共建設、稅收減免等方面的實質性幫助，公眾還會發出托馬斯·杰弗遜當年的追問：“稅收是否與個人每年分享的數額相稱？”我們要預計到，雖然災區實行嚴厲價格管制，但其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今年很可能大幅上揚，進一步加大通脹壓力，我們要繼續高舉貨幣從緊大棒嗎？

　　當務之急，不妨從大幅提高個稅起征點開始，逐步優化個稅稅制結構，讓公眾和納稅人感受到政府關注居民實際收入的誠意，幫他們部分抵消持續通脹造成的心理恐慌和財富貶值。我們認為，如果充分估計此輪通脹預期，個稅起征點可考慮提高到4000元或5000元。

　　這將進一步縮小納稅人群規模，降低4000元或5000元以上收入者的納稅負擔，擴大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為切實拉動內需消費提供更扎實購買力。我們應當承認，面對持續高企的通脹預期，最沒有安全感的是中等收入者。現實地考慮大中城市居民的實際生活成本，2000元的個稅起征點，事實上讓相當多生活負擔較重的中等收入者背負著較高稅額。而由此給國家增加的個稅收入，顯然難脫過分取之于民、過多與民爭利、加深國富民窮之嫌疑。

　　因為通脹處于高處，當前居民實際收入增長回落。而個稅日益成為中國的較大稅種，稅收增長連續數年3倍于同期GDP增幅，2倍于同期居民收入增長。這種失衡反差，讓人想到路易十四財政大臣柯貝爾曾言：“征稅的藝術，是盡可能多地拔取鵝毛，而讓鵝的叫聲最小。”但如今通脹高企民有怨聲，震災所及路皆悲音。改革開放的初衷與歸宿，不是為國富民窮，而是要民富國強。中央明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其核心就是要讓最大多數人分享中國發展成果，而不是繼續勒緊公眾腰帶來充盈國庫。

　　當然我們理解，包括起征點調整在內的個稅稅制改革，有其結構復雜性和多方利益博弈，現行9級超額累進稅率短期內也難頻繁變動，全面結構性調整可能是個長期趨勢，欲速反而不達。但這并不能成為在個稅起征點調整等可作為問題上推諉猶疑的借口，說到底，是否大幅調高個稅起征點的實質，是政府愿不愿切實還利于民，愿不愿實現民富國強。

　　我們應當記得，今年3月1日個稅起征點從1600元提高到2000元，工薪階層納稅人數占全國職工人數比例，即從高達50%降至30%，足見即使400元的個稅起征點調整，也可以令億萬人受益。那么，將起征點大幅提高到4000元或5000元，必將惠及數千萬工薪納稅者，為此我們期待稅務部門和立法機構，更加關注公眾利益，開始新的個稅起征點的調整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