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到底應當放在什么樣的水平，如何適時調整個稅起征點，從我國目前的實際做法來看，更多地是應“聲”而調，而非因“時”而調。也就是說，即使個稅起征點已經與物價上漲、收入增長等嚴重背離，調節稅變成了“人頭稅”，只要社會反響不大，調高起征點的呼聲不高，一般也不予考慮，也不會調整個人所得稅政策。只有在社會反響十分強烈、調整個人所得稅政策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時，才會考慮這個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個人所得稅已不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桿，而是調節社會呼聲的重要手段。也正因為這樣，個人所得稅并沒有真正起到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相反，在某些情況下，反而影響了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影響了社會公平。所以，建立科學、靈活、有效的個人所得稅政策調整機制，是我國目前必須認真研究和考慮的問題。

　　其實，個人所得稅政策并不像有的稅收政策那樣復雜，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都比較完善、比較成熟，都可以學習和借鑒。如建立年度個人所得稅政策修正制度，根據當年物價上漲、收入增長情況對個人所得稅政策作出相應調整，再如建立指數化、動態化管理制度，根據一定時期內價格、收入等變動情況，擇時對所得稅政策作出調整和補充等。

　　我國目前正處于體制和機制轉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磨合時期，一方面，經濟增長速度很快，社會收入平均水平增長也較快。同時，經濟的穩定性還不夠，物價變動等現象隨時可能發生；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特別是社會分配制度還很不完善，分配不公的現象還比較嚴重，中低收入人群相對較多。如果個人所得稅政策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跟不上收入分配情況的變化，跟不上物價的上漲，那么，個人所得稅政策就無法起到調節社會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的效果，甚至會帶來許多社會問題。

　　近年來，雖然個人所得稅政策進行了兩次調整，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也由800元調整到2000元，但與價格上漲、工資增長的實際情況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也正因為這樣，機關、事業單位個人所得稅的計稅基數與實際收入相比，也有很大的出入，造成了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之間稅負上的明顯不公。

　　那么，應當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政策調整機制呢？筆者認為，按照國外成功的經驗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對個人所得稅政策調整實現指數化、動態化管理比較適合我國國情，也符合目前的實際。

　　首先，由被動調整轉為主動調整。根據價格、收入等重要指標的變化情況，及時對個人所得稅政策進行調整。一般情況下，年度價格指數上漲超過10%，或者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連續三年增幅超過10%，就應當及時對個人所得稅政策進行調整，調高起征點。

　　第二，統一政策。對企業、機關、事業單位統一執行相同的稅收標準、計稅依據和扣除條件，避免個人所得稅政策在執行上的不合理，減少社會不公平現象的發生。

　　第三，加強監督檢查。一旦對個人所得稅政策調整實現指數化、動態化管理，就要加大監督檢查力度，避免和杜絕各種偷漏稅現象的發生，以提高個人所得稅政策的作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