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個稅起征點和富人稅率成為議論的焦點之一。這的確是一個需要討論的論題，通過人大、政協的會議把民意反映上去，繼而通過立法制定國家的稅收法規和政策，這應該是一定程度上的民意體現。

　　一般來講，大眾民意對個人所得稅有一低一高的要求，低的一方面，普通人的起征點越低越好、稅率越低越好；高的一方面，富人交的稅越多越好，因為那是富人應該負的責任。如果在“兩會”上有人提出這樣的提議，那應該最符合多數人民的意愿。畢竟中國的富人還是少數，多數人能因此而少交稅當然得到民意的支持。

　　在個稅的問題上，我也認為所得稅率越低越好，但出于我的價值觀和在經濟上的理念，我并不同意富人就應該按更高的稅率交稅，更不相信富人的稅率降低就能讓富人的納稅比例減少。

　　事實上，對富人施行高稅率并不能獲得更多的稅收。美國經濟學家布魯斯·巴特勒指出，在稅率降低的情況下，富人支付的稅款在總稅收里卻有更高的比例。按美國稅務部門的統計數據，1980年，最高個人所得稅稅率為70％，當時最高收入前1％的納稅人繳納個人所得稅總量的19％，在1981年里根政府減稅后，最高個人所得稅率降低到50％，雖然富人得到了不少的減稅，但富人納稅所占的比例卻在不斷地增加，在1986年，最高稅率降到28％，最高收入前1％的納稅人繳納個人所得稅總量反而升到27.5％。當然，并不是說富人稅率提高就不提高富人稅金所占的比例，但非常有意思的趨勢是，在富人稅率降低的同時，富人所納稅金的比例卻在不斷提高，最富有1％人的稅率減少了一半，占總稅金的比例卻增加了1倍。

　　對于美國富人稅率的故事，有人會說那是美國的特點，其他國家和地區也許有不同的故事。但巴特勒相信，低稅與富人納稅的關系并非美國獨有，根據其他國家公布的稅收統計報告，巴特勒舉例說，1979年英國的前1％富人納稅占所得稅總量的11％，當時的最高所得稅率是83％，撒切爾夫人上臺后的1987年，她把最高所得稅率降到60％，前1％的英國富人納稅占總稅收的14％，后來最高所得稅率又下調到40％，前1％的英國富人納稅占總稅收提高到21％。2003年澳大利亞的稅收統計報告也顯示同樣的趨勢，富人的所得稅率下調使富人所得稅占總稅收的比例增加。

　　那么，中國富人的所得稅率與納稅又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我不能肯定中國也一定就存在這樣的關系，即降低中國富人的所得稅率反而在幾年內卻能增加富人的納稅比例。此外，中國的富人也沒有交到70％那樣的稅率，富人所得稅率是否需要調低是一個需要研究和討論的問題。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和討論這個問題時，不要簡單地認為提高富人的所得稅率就一定能增加富人的納稅，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中產階層和窮人需要大大減輕納稅上的負擔。

　　與一些西方大國相比，中國人納稅負擔在全球名列前茅。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窮人不僅不交稅，而且還享受到退稅的好處，過去這些年，美國對家庭在納稅上也有更多的照顧，另外在教育投資上都給予納稅的抵免。

　　在我看來，中國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應該提高到5000元，甚至可以是1萬元，納稅人少納的那部分稅金可以投入到消費之中，即增加內需，那其實是當今中國經濟最需要的發展動力之一。而對于富人的納稅政策，不應該就是一個稅率高低的調整，而是需要有更加全面的考慮。

　　毋庸置疑，那些更富有的人應該對社會承擔更大的責任，當今中國富人最大的責任就是如何以自己的財富推動經濟發展，幫助自己的同胞走出貧困，最有效的手段是通過富人的財富去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尤其是能產生更多高附加值的就業機會。一般來講，中國富人的財富可以有幾個途徑幫助創造就業機會，一是富人消費；二是政府多征富人的稅去投資辦企業；三是富人直接投資創造就業機會。在這幾個途徑中，富人的直接投資最為有效，尤其是與政府征稅相比，政府的稅收只是更多的用于行政開支，不可能再生財富，即便政府用稅收去投資，也很難是有效的投資，抵不過私人投資的收益。

　　因此，如果不降低富人的所得稅率，也應該考慮把富人的投資列為稅前的所得，給富人的投資以稅收的照顧，以便鼓勵富人投資，讓富人的所得能夠不斷地為富人自身、其他社會成員和國家都能帶來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