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3月1日起，我國個稅免征額將從現在的1600元／月上調至2000元／月。

　　事隔2年的再次調整，標志著個人所得稅法自1980年實施以來，目前開始進入了一個微調階段，一些更加顧及民生民情的元素被加入到了改革的思路中來，也體現了新的為政理念在各個政策領域的滲透。但對于免征額的調整，調多少，怎么調，如何體現公平的要義，則再一次成為社會各界的熱門話題。

　　物價上漲幅度這么大，起征調幅過于低

　　“這次調整后能比過去少交幾十塊錢稅，但現在物價上漲幅度這么大，少交的稅還是補償不了物價上漲的部分。”北京市民康女士這樣回答《小康》記者關于免征額調整的提問。

　　2007年以來，通貨膨脹開始席卷中國內地。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07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4．1％，拉動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是食品價格。前三季度，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0．6％。其中，糧食上漲6．3％，蛋上漲26．2％，肉禽及其制品上漲29．1％，水產品上漲4．6％，鮮菜上漲3.0％。

　　生活資料的大幅上漲加大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正是出于物價上漲方面的考慮，調高免征額的措施才得以落實。此前，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受國務院委托作草案說明時表示，近兩年居民基本生活消費支出有所增加，個人所得稅減除費用標準需要適當調整。

　　此次調整使大部分工薪階層的納稅額有所減少，按免征額2000元計，若保持稅率和級距等不變，以收入2000元、5000元、1萬元三個檔次的月薪為例，收入者分別需要繳納個稅為0元、325元和1225元；比按照1600元的起征　點分別少繳納的額度為20元、60元和80元。

　　“實際上，減除的稅額數量還是太少了，比以前少繳幾十元實在不算什么。”在北京一家民營公司從事技術工作的劉先生告訴《小康》記者。劉先生的月薪是5000多元，免征額調整后，他比以前少繳80元。

　　據記者調查，1600—2000元收入的人群對此次調整較為滿意，3000—5000元的人群認為免征額還應該提高，5000元以上的則對此反應平淡。

　　在記者走訪過程中，對于理想中的免征額額度，大部分人認為，2800—3000元比較適合當前國情。

　　公平的難題

　　“縱觀中國個人所得稅法的調整軌跡，1981年職工平均月工資約為60元，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為800元，約為月平均工資的13倍。而據國家統計局年度統計公告，2006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21001元，月平均工資為1750元。不要說13倍，即使按照2倍測算，也是3500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南振中委員在審議會議上說，“這意味著，20多年前個人所得稅主要向少數高收入者征收，工薪階層并非征收主體。”據國家統計局2007年10月29日公布的數據，去年前9個月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為1853元。可見，2000元免征額幾乎將平均收入線以上的所有工薪階層一網打盡。

　　有評論認為，個稅法的宗旨是調節居民個人所得，而不是為了單純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所以，個人所得稅不應成為普遍適用的“人頭稅”。

　　對于目前免征額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首都經貿大學財政系教授趙侖也持懷疑態度。“免征額也叫免征額，其實目前免征額的調高對社會公平分配影響不大，基本起不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比如說，現在從1600元提高到了2000元，那么同樣高收入群體也提高了，而且高收入群體少繳的稅要比低收入群體要多。”他向《小康》記者解釋道。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地域差異化征收也是當下討論的熱點話題。有位網友發帖道：“目前我國實行的是全國統一稅制，沒有考慮全國收入和物價的平均水平。2000元的免征額對于內地某些地區的人來說可能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對經濟發達地區還是太低。”他建議免征額應該按照基本工資來作為一個衡量標準，比全面的平均工資　　高一些才算是最合理，還可以按照各地的消費水平來劃分，沿海地區可以上浮20％，而其他一些地區可以下浮20％。

　　此外，一個關于免征額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再次走入人們的視野，即低收入家庭的繳稅問題。比如，一個人每月掙2100元，但是他要負擔一家三口的生活，依據現在的規定他必須納稅；但是同樣是三口之家，三個人全部掙工資，如果每個人的月工資不超過2000元，那么他就不需要納稅。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全家人均收入700元的要繳稅，而人均收入2000元的卻不用繳稅。這顯然有失公平。

　　免征額怎么調？

　　在對目前調整免征額的具體方法上，有部分受訪者認為，調整了當然要比不調整要好，但依照什么去調似乎沒有一個合理的標準。

　　著名評論人士童大奐指出，把個稅免征額確定為2000元，不僅前瞻性不夠，而且出現明顯的滯后性。一是該免征額遠遠滯后于民眾的要求，二是民眾的收入將會滯后于物價的上漲。

　　另外，免征額變得過于隨意，而且往往由行政部門主導，也成為時下討論的一個熱點話題。

　　有網評說，如果每次個稅免征額的提高，既不必通過民意聽證，也沒有一個法律規定的剛性的標準，而是財稅部門和專家學者關起門來在那兒研討，則不僅個稅法的法律嚴肅性受到挑戰，個稅法的宗旨也會被違背。同時，財政收入的“承受能力”會成為調節個稅免征額的主要砝碼，所謂的提高免征額，往往只成為有關方面應對民意的一種“意思表示”。

　　針對這些問題，有專家建議，法律制定要具有超前性，制定免征額時要考慮物價上漲因素，應根據居民消費支出情況實時調整，也就是個稅免征額指數化。首先要界定什么是高收入，并聽取中低收入者意見，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在整個社會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上限劃定免征額，對高收入者征收要多些。

　　對于免征額的地域差異問題，在具體的實施當中，專家建議，最好能考慮地方差異，全國人大可以授權地方人大，根據各地實際做出適當調整。

　　呼喚更深層次的個稅改革

　　“就費用扣除額來看，確實存在問題，這個問題不是簡單地把它提到1600、2000、3000，即使提高到一定程度，也解決不了在設計方面的問題，”趙侖向《小康》記者指出，“其實，最理想的方式不是設計一個總數，最理想的方式應該首先是按照家庭來扣除，再一個是分具體項目來設計。”趙侖指出，發達國家的所得稅制度模式比較成熟，與我國的分類稅制不同，他們實行的綜合稅制是在收入、支出全部綜合計算以后再計算繳稅。有的國家在費用扣除額上設計得比較細，有很多具體的項目，比如買房、租房、家庭撫養人口等。

　　有關專家表示，免征額調整所引發的問題還需要更深一步的個稅改革。前不久，全國人大財經委對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審議后提出意見，國務院應認真研究稅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加快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適時全面修訂個人所得稅法，盡快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