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福布斯》雜志前不久發表的2007“全球稅負痛苦指數”稱，中國稅負僅次于法國、比利時，名列世界第三。對此，財政部副部長王軍日前在廣西表示：中國的稅負并不高，在發展中國家中處于居中位置。《福布斯》排行榜把各種不同的稅率簡單相加計算稅負，這樣的比較很不科學，不是國際公認的客觀指標。

　　而在此之前，世界銀行與普華永道也聯合公布了一份全球納稅成本的調查報告，中國內地由于“每年872小時的納稅時間、47項需繳納的稅種、77.1%的總稅率”，在175個受調查國家（地區）中，排名第168位，納稅成本高居第八位。國家稅務總局立即作出回應，全然批駁了該報告，理由也是“統計方法有問題，計算也不科學”。

　　稅負的計算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問題，對一般人來講，要說清其計算方法都有點勉為其難，更不要說去計算實際稅負了。既然別人的計算都不科學，那有關部門為什么不能拿出自己的稅負指標體系，也象《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那樣，對世界各國進行實際排名，看看我們的稅負究竟高不高呢？

　　其實，不管怎么計算，那終究只是一種紙面上的數據，而稅負的高低，關鍵在于民眾的感受。就目前民眾的感受來講，可能更傾向于《福布斯》的說法。以個人所得稅為例：1981年城鎮職工的平均工資是每月60元，個稅起征點為800元，是月工資的13.3倍；今年前9個月城鎮職工的月平均工資為1853元，起征點1600元，僅為月工資的86.3%.結果，在《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中，竟然有超過97%的人要求提高個稅的起征點�？梢�，在稅負的問題上，有關部門的統計和評價與普通民眾的感受之間差異巨大。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培勇解釋說，那是因為作為納稅人的企業或居民與作為征稅和用稅主體的政府部門，看待稅負的依據不一樣。企業或居民咬定中國的稅負重，論證的依據是現行稅制的規定。比如，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45%，企業所得稅的稅率33%，增值稅的稅率17%等等，它們與其他國家的相關稅制比起來，確實不輕，甚至有些偏重了。政府部門認定中國的稅負輕，其依據是實際稅收收入額占GDP的比例。比如，2005年，全國稅收總額僅占當年GDP的15.8%，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稅負甚至有些偏輕了。

　　的確，在稅負問題上，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認知差異，確實與我國當前名義稅負、實際稅負之間存在巨大差距有關。但筆者認為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或者說還不是根本的原因，因為在現實中間，還有一些更為重要的因素在加重民眾的“稅負痛苦指數”。

　　首先，民眾的總體稅負中間包含了大量的、名目繁多的“費”，在有些地方，“費”的征收額甚至遠遠超過了國家的稅。但政府有關部門在統計稅負時卻只談稅不談費，數據來源不一樣，得出的結論肯定不一樣，當然也就無法得到民眾的認同了。

　　其次，民眾在稅負收支上缺少發言權，公共財政未必都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據《學習時報》報道，我國的“三公”消費，即公車費用、公款吃喝、公費旅游每年高達9千億元，幾乎相當于財政收入的20%.作為納稅者的民眾，雖然反應強烈，但卻缺乏有效手段監督和制約。

　　其三，民眾工資的增長幅度與稅負的增長不成比例。近年來，政府稅收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長，而從1990年到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卻從53.4%降至41.4%，大幅下降了12個百分點。

　　其四，本應由財政負擔的費用，卻大量地轉移給了民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壓在普通百姓身上的三大民生問題：教育、醫療和住房。教育投入明顯過低，醫療公平度排在世界后幾位，政府從土地使用權出讓中獲取大筆資金的同時，也推動了房地產市場價格的持續上揚，許多人只好望房興嘆。

　　因此，老百姓評價稅負水平高不高，正如一篇評論所說，不僅在乎實際繳納了多少錢，更在乎政府如何使用這筆錢，如果他們對使用結果表示滿意，基本上不會視稅負為重擔；如果他們覺得政府使用不當，即便大幅度降低稅率，他們一樣會覺得稅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