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在畸高的房價和普遍性的物價上漲壓力下，納稅人對當下偏低的個稅起征點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繼前幾天清華經管學院教授王一江在某研討會上“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的呼吁激起熱烈的輿論共鳴后，納稅人近日又通過媒體重申了這個訴求，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3698名參與者中，有97.0%的人認為目前的個稅起征點不合適，與此同時，有同樣比例的人期待能將其調高。

　　從網友跟帖和民意取向看，如果就“提高個稅起征點”問題進行全民公投，相信支持率甚至會超過這個數據。

　　有人會說，這種民意吁求是一種多數人暴力。從個人利益出發，納稅人當然會期待個稅起征點越高越好，征稅是一種直接“剝奪”公民財產的方式，起征點越高的話，個人就可以納更少的稅，每個月的工資單上就有更多的錢屬于自己，盡可能少地納稅是每個經濟人本能的追求——可如果公民都寡稅的話，公共財政沒錢了，拿什么來支撐醫療、教育、住房等公共產品的供給，拿什么來做發射嫦娥、修建三峽、鋪設青藏鐵路、上馬京滬高鐵這樣公共事務？

　　這話當然不錯，納稅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納稅就像死亡一樣不可避免——但當下中國納稅人降低個稅起征點的訴求，絕非是利用多數人優勢逃避納稅義務，絕非站在自私經濟人立場追求“盡可能少的納稅”，而是追求一種起碼的納稅公平感。稅負公平是最重要的稅收原則之一，如果能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納稅人甚至可以容忍較高的稅率，但如果稅負很不公平，國家征稅不能使每個納稅人承受的負擔與其經濟狀況相適當，不能使各納稅人之間的負擔水平保持平衡，納稅人就難以容忍了。當下中國的稅負不公，正典型地表現在個稅起征點的偏低上。 　　個稅起征點從800元提高到1600元，這是稅負公平一個不小的進步，可從當下的現實看，這個起征點仍然很不公平。這種不公一方面表現在個人身上，正如有人接受調查時稱：個人所得稅應該是保護中低收入者利益的一種手段。可是現在一些沿海城市不少外來務工者的工資也在1600元以上了，按說他們應該被“反哺”，可如今卻成了征收對象。今年以來，北京五環路以內商品住宅期房均價已漲至13754元，上海可售商品房每平方米均價也已“破萬”，全國房價都是漲聲一片，許多城市的人數月收入才夠買一平方米，可每個月光個稅就得繳好幾百——這種稅負非常不公平。

　　不公另一方面表現在縱向不公上，即不能保證經濟條件不同的人負擔不同數額的稅收，征稅本應讓高收入者承擔更高比例的稅負，可這么低的個稅起征點，只能造成嚴重的貧富倒掛，稅收65%來源于正在成長的工薪階層，而真正高收入群體的納稅并不是很多。

　　十七大報告一個令人醒目的提法，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如何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實現公平呢？提高個稅起征點應是最先考慮的選項，讓工薪階層承擔與其經濟狀況相適當的稅收，培育正在成長的中間階層，讓富人承擔更多的稅收。而且，國家也完全有經濟實力承擔降低起征點可能帶來的財政損失，中國的財政收入已經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長，1999年，全國財政收入突破1萬億元，2005年財政收入又突破3萬億元，2006年財政收入高達3.9萬億元。另外，央企2006年利潤達7200億元，再加上我國外匯儲備已居世界第一位，達1萬億美元——國家的榮耀不應只體現在國家財政的充裕上，更應藏富于民體現在國民的富裕上。

　　當然了，納稅人期待提高個稅起征點，更期待能有一個公平的個稅起征標準。當下個稅起征點的問題不僅表現在“看得見的不公”上，更在于缺乏一個清晰的征收標準。為什么定在1600元，是根據什么標準，這個標準考慮了哪些因素，有沒有考慮納稅人公平的承受力，有沒有把物價上漲水平計算在內？如果有了起征標準，納稅人就可以更正當地依據標準來要求起征點“水漲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