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日前發布全球稅負痛苦指數，中國排名全球第二。這項指數頗為有趣，它是各項邊際稅負的加總，邊際稅負是指最后一單位稅基所承擔的稅收數量，打個比方，就是一個人多掙了一塊錢需要多交的稅即是邊際稅率。這項指標大致能夠反映納稅人的心理感受，毫無疑問，邊際稅率越高，納稅人由納稅帶來的心理痛苦的增加就會越高。中國的指數高居第二，大致能表明納稅人的心理不滿程度是較高的。

　　納稅人的心理不滿來自于兩個方面

　　第一個原因是稅負過高。表面上看起來，目前我國的稅收總額占GDP的比重就大約在25%左右，似乎是不算太高，但是加上預算外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等，則大約就在30%左右了，也有人預測已達到35%.現在稅收又以比GDP更快的速度增長，現在的財政收入年增長率在20%以上，按照這一增長速度我國很快就進入高稅收國家。

　　其次，我國主要稅種的稅率都偏高。如我國的生產型增值稅如果換算成國際可比口徑是23%，而西方國家大多在20%以下；我國企業所得稅率為33%，而OECD（經合組織）國家目前平均為29%；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發達國家則是在40%以下、且有諸多的稅前扣除項目。這些都表明目前的稅率明顯偏高。

　　此外，我國經濟增量中被稅收拿走的過多。我國1998-2004年這一稅率平均為28%，其中2004年為30%，幾乎三分之一的經濟增量都被稅收拿走了。與此同時，居民年收入增長率只有6%，很顯然，居民辛苦地工作，自身的收入卻增長緩慢，大頭都被稅收拿走了，自然會帶來痛苦感的增加。

　　但是，這還遠不是納稅人痛苦感增加的主要原因。因為我們都知道，國家稅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只要稅收通過種種方式又用于改進民生福祉，則納稅人是不會有什么痛苦感的。事實就是，國家收入中用于提高民眾福利的支出比例是不高的，且使用效率低下。

　　這些年的數據顯示，財政支出增長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業費支出。最近十年來，經濟建設支出的增長減緩、比重下降，社會文教衛生支出比重基本未變，而行政管理費支出增長最快，所占比例大大提高，從原來的13%左右提高到19%多。現在，政府辦公大樓幾乎在各個地區都是當地最奢華的建筑，政府支出的浪費也是最大的，僅公車一項的支出一年就要花掉3000億。

　　然而，關系民生的社會事業的支出卻遠遠不夠。比如社保基金占GDP的比重，目前我們占4%，美國早就超過了10%：“十一五”期間基礎教育支出計劃增加2180億元，這是件大好事，但還遠遠不夠，現在中央財政收入增長那么多，為什么不把全部基礎教育接過來，既然是義務教育，為什么不兌現不實施呢？稅收應當真正用到社會事業上，比如用于基礎教育、用于基本醫療、用于社會保障，多花一些錢解決這些問題才是正當的，行政事業費應當盡量節約。醫保、住房保障、養老保障，老百姓意見這么大，為什么不能增加這一塊的投入呢？

　　這些領域的投入不足，說明了政府的職責是缺位的。與此同時，政府的越位現象卻非常嚴重，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諸如豪華辦公樓、與天安門媲美的大廣場、迎賓大道等等，不是說這些工程不該搞、因為好歹也算是公共產品，而是說這些產品的提供超過了民眾在當下的需求。其二，是政府將資金投進了不應該進入的領域。前些年中央財政拿出巨額資金塞進了國有銀行填補漏洞、國家審計署連連宣布各個行業的資金使用問題，尤其是從近期以來的一系列大案來看，社保基金經常被挪用，比如國內房地產泡沫之所以屢禁不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保基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炮彈”。如此等等，是政府職能的越位。

　　稅負過高、政府職能越位與缺位的并存，根本癥結在于當下的財政體系仍然是一種計劃經濟思維下的體制，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共財政體制遠未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所貫穿的理念是，國家收入的目的是為公眾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涉及兩方面的問題：公共財政是高度民主化的財政，它必須最大可能地反映公眾的意志，體現財政的民主性原則；公共財政是高度法治化的財政，要依法理財，體現財政的法治性原則。因此，公共財政體系的真正確立，需要以高度的政治民主化為前提。建設公共財政體系，一直是我國財政體系改革的終極目標，但真正做到這一點，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