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最大利益，是讓學生成功。學生的失敗，就是大學的失敗。我們必須要用制度化的辦法，把大學和學生拴在一條船上。

　　最近，貧困生借貸上大學，畢業后無力償還貸款的現象日益嚴重。如果不進行改革，教育不公平的問題會愈演愈烈。其實，高等教育費用上漲和學生無力償還貸款是全球性的問題。有些國家正在探討制度性的解決辦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良好的進展，很值得我們借鑒。

　　在教育貸款的問題上最有理論貢獻的，恐怕莫過于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他以投資的模式來分析教育貸款，突顯了這種貸款獨特的風險。首先，貸款人無法預測借貸人日后是否能夠找到高薪的工作；而這一不可預測的因素恰恰是還貸的基礎。第二，發放教育貸款不要求任何抵押品，如果你靠貸款在大學學會了某種技術，然后拒絕還貸，銀行也無法“沒收”你學到的技術，不像在住房貸款中，你不還貸銀行可以沒收你的房子拍賣抵債。

　　所以在弗里德曼看來，學生貸款體現了資本市場的不完美性。針對這一問題，他提出按比例在大學畢業生未來收入上課稅的辦法，來替代固定利率的教育貸款。比如，學生畢業后如果還是低收入，就一分貸款不還。如果收入高出一定水平，就以收入的4%—8%來償還貸款。

　　這一辦法，有幾大好處。

　　第一，傳統的貸款形式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所根據的是學生過去或現在的經濟狀況，不是高等教育為之創造的未來的經濟潛力。大學是個投資性的而非銷售性的產業，大學的成功，在于其選對了有發展前途的投資對象，即學生，然后通過高水平的教育點石成金，把這個學生的潛力開發到最大程度，最終從這個學生未來創造的財富中收取“紅利”。遺憾的是，現在大學收高學費而支付很少的獎學金，采取的是銷售型的經營模式，試圖把教育作為商品賣給消費者。這和教育的基本使命可謂南轅北轍。

　　第二，收取畢業后的教育稅，促成了教育平等。比如，你申請大學時，不管家里有沒有錢，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教育貸款。這樣，家庭的經濟背景不會影響你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至于能否償還貸款，還多少，要根據教育給你帶來的好處有多少而定。比如，如果你大學畢業數年后成為百萬富翁，按年收入百萬元的標準，每年就會以七八萬元的金額償還教育貸款。這就給大學提供了大量的教育經費。如果你畢業后一直年收入三萬塊，假設年收入超過兩萬五千元的部分要按比例還貸，那么每年還貸的金額不過二百塊，月還貸額為十幾塊錢。教育沒有給你帶來太多的經濟好處，你當然不應該支付太多。

　　第三，大學的收入，應該和其畢業生的還貸能力掛鉤。如果學生學無所長，畢業后收入少，還的錢就少，大學就窮，甚至破產。相反，那些以學生為本位的大學，那些不停地為學生的未來操心的大學，財政就會充裕。這將鼓勵各大學以提高教育質量為中心來展開競爭。

　　這樣的制度，如今在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已經試行，并且效果不錯。比如在澳大利亞，大學生畢業收入超過36200澳元就開始按收入的比例償還大學貸款。而且這種償還，是像社會安全稅那樣，直接從工資單中扣除，很難拖欠。

　　中國目前的稅收和金融會計體制還不健全，很難有效監管所有納稅人的收入狀況；實行這樣的制度，必然會有許多漏洞。但是，隨著中國的現代化，稅收和金融會計制度會越來越嚴格，為實行這樣的大學稅提供基礎。其實，大學稅的制度，各國都會根據自己的國情有各種不同的變形。但其中國家與個人分擔教育投資，共享教育紅利的精神，卻是非常公道的，也深合儒家有關社會正義的傳統。

　　孟子當年教訓滕文公，論及稅收原則，說“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講的就是類似的道理。所謂“貢”，就是按固定比例賦稅，不問年景如何。

　　兇年老百姓饑寒交迫，也要按定額交稅，弄不好會傾家蕩產。

　　孟子認為是最壞的制度。所謂“助”，則是老百姓從自己的收成中拿出十分之一給國家，國家與百姓共貧富。這樣，國家才會把讓老百姓富裕當成自己的根本利益。這才是善政。

　　我們的大學，也應該遵循這樣的基本社會倫理：大學的最大利益，是讓學生成功。學生的失敗，就是大學的失敗。我們必須要用制度化的辦法，把大學和學生拴在一條船上。這樣大學才會盡心為學生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