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政府重獎納稅大戶之風，國家稅務總局和財政部早在1999年就有過專門通知明文禁止，可近年來似乎愈演愈烈、越來越被“正當化”。據安徽《新安晚報》報道，該省民革近期在一項調研中發現，近年來該省一些市、縣政府給予納稅大戶不同形式的物質獎勵，獎勵起點大都在幾萬、幾十萬元以上。

　　可以說，有太多理由反對政府重獎納稅大戶了。可地方政府何以無視輿論如此熱衷于重獎納稅大戶？我想，問題出在地方政府對稅收工具主義的理解上。一些地方政府僅僅將稅收單向度地理解為一種公民義務，一種增加財政收入和裝點政績的工具，而沒有看到權利的一面——納稅人納稅后應該享受到相應的公共產品和公民權利，稅收增加了的政府，應該以更多更廉價的公共品和更實質的公民權回報納稅人。因為政府僅將稅收當作一種政績工具，所以面對“為政府財政作出巨大貢獻”的納稅大戶，也必然采取一種工具主義的方式：重獎。

　　陀思妥也夫斯基《少年》一書的主人公說：“我向社會繳納捐稅，是為了讓我不被人盜竊，不挨打，不被人殺害，沒有人再敢對我提要求。”這句話道出了稅收的本質，公民以納稅的形式向政府讓渡出一部分財產權，從而獲得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產權保護。溫德爾說，稅是我們為一個文明社會而支付的東西。政府應以“權利保障”回報公民的納稅，義務和權利不可分離。

　　而從“重獎納稅大戶”來看，許多地方政府在稅收理解上是純粹工具主義的。他們僅將稅收看作單向度地為政府服務；換句話說，稅收為政府服務，政府是在征收和使用自己的錢，是政府意志和政治決策的實現手段。這種工具主義認識下，因為缺乏“以公共品和權利回報納稅人”的征稅意識，面對那些對財政作出貢獻的納稅大戶，政府只能想到短期結算、直接回報、立竿見影式的“重獎”。

　　重獎再多，也不過數十萬，可要成為納稅大戶得納多少稅啊？所以說，沒有企業是為了重獎而去納稅的。理性企業的依法納稅包含著一種權利回報期待：企業納稅了，政府應該把錢花在提供更好的制度環境、更完善的產權保護、更體貼的政府服務上，減少對企業的行政干預，讓企業在更自由的空間中創富。納稅當然還包含著長期的利益回報期待：通過納稅豐富公共財政，政府利用公共財政進行轉移支付，這種轉移支付能讓更多的人買得起公司生產的產品；還會使政府加大對教育、醫療等公共品的投入，教育、醫療發展了，有利于公司吸引到素質更高、身體更健康的員工，這是一種變相的人力資本投入——納稅大戶最期待的應該是這些權和利回報，而非即時性的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