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商務部與國家稅務總局二者走到了一起：4月11日，由商務部、海關總署與國家稅務總局聯合頒布的《低開出口發票行為處罰暫行辦法》將開始實施。屆時，政府部門將依法對有低開出口發票行為的對外貿易經營者進行處罰，嚴重影響外貿秩序的，最高可取消對外貿易經營者3年外貿經營權。

　　低開出口發票的目的不言自明，那就是逃避納稅義務。近年來，一些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的經營一方面年年虧損，另一方面卻又年年追加向中國的投資。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如果加上兩個字，就會很好理解。年年虧損所指向的是“稅”，也就是要通過人為地制造虧損，來逃避納稅義務；年年追加投資所指向的是“利”，也就是說這些所謂年年虧損的企業，實際上在中國還是有利可圖的，確切地說，是大大的有利可圖。說外商投資企業“大大”的有利可圖，是因為目前在中國，這些企業在稅收方面還享受著超國民待遇：有專家測算，盡管我國名義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3%，但實際上，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平均稅負只有11%，而中國一般內資企業的平均稅負達到22%，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稅負更高達30%.針對這種明顯不合理的局面，早就有人提出要“兩稅合一”，即統一內外資企業不同的所得稅率。

　　“兩稅合一”的提出由來已久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有了近五年的時間，可是，“兩稅合一”的路走得并不順利，這種明顯有悖于世貿組織規則的稅收方式今天仍然大行其道。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名堂？

　　“兩稅合一”首先要面對的是部門利益之爭。能夠吸引來多少數量的外商投資，曾經是、現在依然是某些地方和部門拿來說明自己政績的一個重要指標。這些地方和部門本能地認為，如果取消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就會影響到中國對于外資的吸引力，也就是說，會影響到自己的政績。既然是這么個邏輯關系，他們當然要反對“兩稅合一”。而稅務部門則認為，兩稅并行只不過是一項過渡性的措施，不實行“兩稅合一”，中國的稅收制度就不完善；況且，據測算，兩稅合一之后，中國的稅收總額也不會受到多么大的影響。據此，他們當然要贊成兩稅合一了。

　　“兩稅合一”所遇到的第二個難題，與中國引進外資的目的有關。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確實缺少資金，引進外資正好可以彌補這一資金缺口。為了吸引外資“堵”缺口，就有了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此其一。第二，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投資環境包括軟、硬兩個方面，都不理想，也需要對這種不理想的環境給投資方以補償，稅收優惠就是補償方式之一。第三，經過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與發展，中國資金短缺的局面早已得到了根本的改觀，投資環境也有了極大的改善，又有人提出，給外商投資企業以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是為了通過吸引外資來吸收國外先進的技術。這幾個方面的問題，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在里面，這些合理的成分也就成了反對兩稅合一的理由。

　　其實，“兩稅合一”還面對著更為復雜的局面。眾所周知，中國的企業之中，有一類相對較為特殊的企業，那就是國有企業。這些企業目前的數量或許不多，但每一個都有著巨大的資本，占據著國民經濟的重要方面。這些企業的資本為國家所有，按理說應該向國家上繳企業資本所得。然而，事實上，這些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的時代早已結束，取代的方式之一，就是通過較高的所得稅率，來替代上繳利潤。這正是內資企業所得稅率大大高于外資企業的一個客觀原因。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即數量更多的內資企業并不是國家出資，卻同樣要承擔較高的稅率。比如說有的金融企業，其資本構成多為社會資本，卻也要負擔和國有商業銀行一樣的稅率，這里面存在著明顯不合理因素。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實際上是稅收制度的不合理，是稅收負擔了它本來不應該負擔的責任。這種情況下，人們當然要問，兩稅合一，合的根據在哪里？

　　然而，即使是“兩稅合一”面臨著如此復雜的局面，我們仍然要指出如下幾點。第一，兩稅合一決不僅僅是部門利益問題，而是事關中國的市場經濟環境，不實現兩稅合一，中國就不可能有一個相對公平合理的市場經濟環境，就不可能滿足世貿組織規則的要求。而缺少了公平合理的市場經濟環境，終究會影響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持久發展，也當然會影響到對外資的吸納能力。因此，無論是“兩稅合一”所需要克服的困難有多少，兩稅合一的目標一定要實現。第二，為了實現“兩稅合一”，必須進行稅收制度、國有企業所得制度的改革。在這一方面，稅收制度改革的重點一是要厘清稅收的責任，二是要嚴肅稅收制度，堅決打擊各種形式的偷稅逃稅行為。企業所得方面的改革就是要完善國有企業產權制度，以適當的方式，體現國有資本的所有者權益。第三，明確定位稅收優惠的作用與權限，在改革開放二十幾年后的今天，再也不能通過減讓稅收，來彌補投資環境不好、對外資吸引力不夠等方面的缺陷。

　　“兩稅合一”，這是一個遲早要走進歷史的詞匯，早一點肯定比晚一點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