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官員透露：內外資所得稅合并最快后年實施

　　“兩稅合一”緩行

　　對內外資企業實行統一稅率即“兩稅合一”，從去年年底到今年的“兩會”期間，作為焦點話題被不斷提及。然而我們已經看到在今年的全國人大工作報告中，旨在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企業所得稅法（草案）》并沒有安排在今年審議的立法項目之中。

　　這意味著，目前這種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之間稅負不平等的格局可能還要保持更長時間。從立法程序上看，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最樂觀的估計也只有在明年人大時提交審議通過，到2007年時才有可能實施。而以目前相關政府主管部門以及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激烈博弈，“兩稅合一”的“擱置期”甚至可能達三四年之久。

　　一直以來，政學兩界對于“兩稅合一”的爭論就頗為激烈。

　　2004年我國利用外資繼續保持世界領先地位，首次突破600億美元大關。對此，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程法光認為，從各國經驗和我國國情出發，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是大勢所趨，且目前時機已經成熟。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在不久前公開表示：“統一內外資所得稅稅率已經迫在眉睫，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不能再拖了。”

　　實際上，我國給予外資企業所得稅方面的優惠政策已經暴露出諸多問題。

　　加入WTO后的中國，正在一步步向外資洞開巨大的中國市場，而外資企業卻依然享受著更低的稅收成本與中國的本土企業在市場上競爭。面對自己的市場，現在中國的銀行有十幾萬億人民幣儲蓄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機會，而總額已經超過3萬億人民幣、享有“超國民待遇”的外資則奪走了中國企業大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數額極其巨大的“假外資”更是稅收套利的產物，即中國企業的資金先通過其他渠道“走出去”，然后再以外資身份回到中國投資設廠。

　　而頗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中國與168個國家有稅收協定，所得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即所得稅要么在中國交，要么在其本國交。也就是說，被中國減免的稅收，在被作為利潤匯回這些外資的母國后，其中一部分又作為其母國政府的稅收，被用來補貼那里民眾的醫療、教育、養老等，這三項開支卻成為國內民眾最頭疼的問題。同時，中國一邊用10%以上的投資收益率吸引外資，而國家大量的外匯儲備卻只能去買收益率極低的美國國債，這實際上是對美國的轉移支付。

　　依靠外資帶來技術進步也是外資享受“超國民待遇”的重要理由，但不久前商務部對外經濟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發布的《2005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卻披露了一個相當驚人的事實：“大量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結果是核心技術缺乏癥！”報告指出，雖然從中國生產出口的產品日益增多，而掌握在中國人手中的專利技術和核心技術卻沒有多少。因為跨國公司在投資時，“僅僅將商品產業最沒有附加利潤的組裝環節放在了中國，看重的就是中國無限供應的廉價勞動力”。以市場換技術不過是一廂情愿。

　　而將引資和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重要動力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每年國內創造的價值有很大一部分（每年約1000億人民幣） 并沒有成為中國國民收入，而是作為外資的利潤流向外國變成外國國民的財富，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繁榮而不富裕”。這樣的引資和出口增長并沒有帶來社會福利的增長，反而增加了本已緊張的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和環境負擔。

　　吸引外資是中國發展經濟的手段而絕非目的，當手段已經不再有利于目的之時，也正是改革之機。

　　而這種改變被跨國公司指責為“稅務環境不穩定”，對于這種說法，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毫不客氣地公開反駁說：“你不知道什么叫‘主權國家’？只要是經過了法定程序，稅法任何時候都是可以變的。你來這兒投資就是要冒這個風險的，所以你不能說我不能變。”

　　金人慶指出，如果所得稅在數年前并軌，由此減少的財政收入不會超過200億至300億元，但現在實施，因為經濟發展，稅基擴大，減少的財政收入將超過1500億元，甚至會達到2000億元。如果繼續拖延，今后的難度將更大。

　　然而，在稅制改革過程中，部門利益、地方利益、集團利益……各種不同利益主體圍繞稅改所做的博弈，似乎注定了改革的艱難。

　　此間觀察家分析，正是商務部的態度影響了“兩稅合一”的進程。

　　商務部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馬宇則認為，必須強調的是，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或不并雖然是稅收管理中的一個技術問題，卻不能不與整個稅制的改革配合進行。最重要的是，應該重新考慮合適的稅率水平，我國目前的整體稅率太高了。若配合稅制改革，稅率就低不就高，則操作起來就非常簡單，同時再輔以產業和地區政策，加強稅收征管，一個科學、穩定、合理的稅制將就此誕生。

　　“且不說降低稅率不見得導致實際稅收減少，即使減少了又如何？這部分收入放在我們企業的手里不是更好嗎？政府可以借此取消對國企后患無窮的補貼、扶持，真正把國企推向市場。以此作為國企改革的成本也是值得的，并不是非得把越多的錢收到國庫里去才體現出哪個部門的功勞。”馬宇說，“稅法乃國之重器。這種重大法令的修改，如果不考慮任何當事者的意見，僅僅依據一兩個政府部門的長官意志，就草率上馬，類似的虧我們已經吃過不少。”

　　而實際上，“招商引資”也被納入了某些部門和地區的政績工程范疇。在GDP至上的考核體制下，引入跨國公司更是政績工程建設中的重點所在。政績工程的顯著特征是重“量”不重“質”，前述將引資和出口作為拉動GDP增長重要動力所暴露出的問題，正是我們付出的代價。

　　一直以來，在面臨諸如稅率改革等公共經濟決策時，相關的政府管理機構總是想人之所想，替那些利益相關者做決斷。然而，這樣的決策過程盡管效率較高，但未必科學。從更長期來看，公共決策的決定必然通過利益主體的充分博弈來實現。

　　從2004年12月到今年“兩會”，短短兩三個月時間內，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常務副部長樓繼偉、國稅總局局長謝旭人相繼發言，力陳“兩稅合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高級別官員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圍繞同一個主題做如此強烈的表態、呼吁，在國內政壇實屬少見。但是“兩稅合一”依然被緩行了。

　　“不同部門有不同觀點也是正常的，但關鍵是加快對不同觀點的交流，尋找妥協。不要因為觀點不同，就把時機喪失掉。因為時機問題是關系到更高戰略層面的問題。”有觀察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