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石油和煤炭為突破口，我國全面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已經倒下。

　　3月26日，國家發改委宣布對石油開采企業銷售國產原油征收特別收益金。據測算，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巨頭每年將上繳300億元特別收益金。

　　3月29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宣布自今年4月1日起，調高四省煤炭資源稅。這是自2004年以來，兩部門第六次就調高資源稅發出通知。其中煤炭資源稅上調涉及18個省（市、自治區），而原油、天然氣資源稅上調則為全國范圍。

　　“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目標，是這一系列政策出臺的大背景。為實現這一目標，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兩會”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了六項措施，其中第一項即是“要綜合運用各種手段，特別是價格、稅收等經濟手段，促進節約使用和合理利用資源。”

　　資源：有償才會珍惜

　　云南蘭坪素有“亞洲第一鋅礦”之稱，然而這里也曾是偷采者的樂土。“兩年前偷采最盛行。那時每到晚上都有人打著手電筒上山弄礦。滿山都是亮光，熱鬧得很！”知情人士向記者介紹說，偷采者之所以如此坦然，是因為礦老板以很低的價錢拿到了鋅礦的開采權，同時礦開采出來之后需要上繳的資源稅也非常低，這不能不令當地人眼紅。

　　“在國務院于1998年出臺《探礦權采礦權轉讓管理辦法》以前，礦業企業對礦業權大多是通過行政審批無償取得的。”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經濟政策法規研究室主任傅英介紹說，目前在礦業權的取得上，是有償取得和無償取得并行，而即使是通過市場取得的礦業權，也存在著不夠規范的問題。長期以來形成的這個廉價和無償的資源使用制度，導致我國礦業的發展和礦產資源的利用存在諸多問題。

　　礦產資源浪費嚴重。據江西省國土資源廳礦產資源儲量管理處處長余志慶介紹：僅以鎢礦的開采為例，江西雖號稱世界鎢都，鎢儲量占世界鎢儲量的60%，但在全省近7000個鎢礦山中，大型礦山僅5個，中型礦山47個，大中型礦山僅占全省礦山總數的0.3%.粗放的開采方式對礦產資源造成了極大的浪費。

　　“我國煤炭資源回采率一直偏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煤礦企業對資源的珍視程度不夠。”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王顯政近日表示，一些大礦吃肥丟瘦、浪費嚴重；許多小礦亂采濫挖、破壞資源。

　　陜西、內蒙古、新疆不少煤礦煤炭層都很厚，有的平均厚度有50米-60米。按規定，開采較厚的煤層要采用工藝復雜的分層技術，逐層開采，但成本會因此升高。面對旺盛的需求，一般企業都很難抵擋住利潤的誘惑，往往“挑肥揀瘦”地開采，不論煤層是10多米還是幾米，都只是開采中間最“肥”的煤層，大量資源就這樣被浪費了。這種現象被稱為“吃菜心”。

　　據統計，自建國以來至2003年，中國累計產煤約350億噸，煤炭資源消耗量超過1000億噸。而在“吃菜心”式的開采過程中，我們至少扔掉了650億噸的煤炭資源。按2003年的煤炭消費計算，這些煤夠我們用近40年。

　　“礦山企業只有有償取得礦業權之后，才能對其范圍內的礦產資源像對自己所有的財產一樣珍惜，才會按照投資經營的一般經濟規律，力求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回報，這種利益驅動將使礦山企業盡可能多的節約和充分合理利用礦產資源。”傅英表示。

　　廉價和無償的資源使用制度還帶來企業成本的外部化和社會化，導致對環境和生態的嚴重破壞，以及礦難的頻繁發生。污染的河流、哭泣的草原以及“帶血的煤”，與和諧社會背道而馳。

　　環保：資源開采必須支付的成本

　　“環境保護政策的改革十分迫切。”3月28日，財政部副部長朱志剛表示，中央已經初步選擇煤炭行業作為改革的試點，準備積累經驗后逐步推開。

　　據介紹，試點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全面實行資源有償取得的制度。新設立的資源開采權，需要通過市場方式有償取得，并規范市場取得的程序和方法，對老的礦山企業、已經占有資源開采權的老礦山，也要補繳相應的費用，使得新老企業、內外資企業均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二是建立企業礦山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的責任機制。通過建立礦區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保證金制度，強制企業承擔資源開采中的環境成本和生態修復的成本；三是充分考慮資源有償利用的基礎上，研究改革資源費征收辦法，促進企業珍惜資源合理開采及高效利用；四是明確企業在安全生產上的主體地位，加大安全生產的投入。要使企業成本充分反映安全的要求，同時政府也要加大安全的投入；五是中央財政加大對公益性資源勘探的投入力度，并加快推進國有資源類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步伐。

　　“‘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將對土地資源、礦產資源需求形成巨大壓力。要突破瓶頸制約，為今后10年的順利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就要進一步深化國土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從分類管理入手，全面建立礦業權有償使用制度。”在不久前召開的全國國土資源管理一發行政會議上，國土資源部副部長李元講了這樣一番話。李元表示，在新形勢下，要管住管好國土資源，必須更加注重運用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并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在去年7月召開的資源價格改革研討會上所做的一番表述與此不謀而合。馬凱表示，我國資源性產品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財稅政策改革等配套措施要跟上———如提高各種涉及環境保護的稅、費征收標準，使資源價格能夠反映資源破壞和環境治理成本；利用稅收政策，合理控制資源產品的出口等。

　　稅費：下藥必須對癥

　　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杠桿，資源稅調節手段近年來被國家有關部門頻頻使用。

　　2004年，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一系列通知，對相關礦產資源和鹽的資源稅進行調整。

　　2005年以來，國家通過資源稅征收來調節礦產資源開發的力度陡然加大：2005年5月，河南、安徽、寧夏、貴州、福建、山東、云南和重慶等八省（市、區）煤炭資源稅適用稅額分別被不同程度提高；

　　2005年7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在全國范圍內調高油田企業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稅額標準；

　　今年1月1日起，湖北、湖南等四省（區）煤炭資源稅分別上調；取消有色金屬礦資源稅減征30%的優惠，恢復按全額征收；對利用廢水制鹽的天津塘沽鹽場暫按10元/噸征收應繳納的資源稅；冶金礦山鐵礦石資源稅由原來的減征60%改為減征40%；錳礦石資源稅適用稅額標準由每噸2元提高到6元，鉬礦石資源稅適用稅額標準也按照礦石的等級分別上調；

　　“國家調整煤炭資源稅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從財稅方面一定程度上喚起全民的節能意識，克服煤炭行業資源嚴重浪費的現狀。”中央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劉桓表示。

　　但是從煤炭資源稅第一次上調以來，有關上調幅度小、計征方法欠妥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息。“資源稅有升有降，反映出中央政府對資源利用的鮮明態度，就是控制對天然礦產資源的開發，鼓勵對廢氣資源的利用。”重慶科技學院經濟系主任胡偉清認為，國家調整資源稅的意圖，是希望資源開采型企業提高資源的開采效率，資源產品的下游企業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但這種意圖很難單純借助上調資源稅稅額來實現，還需要佐以相關的制度創新。”

　　通過資源稅費改革，來實現“十一五”規劃所確定的“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一目標，是我們的必然選擇；而如何做好這項改革，還需要我們擁有更開闊的視野和更靈活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