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稅是個愈老愈敏感的話題，討論了幾年，兩會委員與經濟、市場各方面人士屢屢“上書”，久議難決。如今因為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主任李超“正在研究”的一番表態，再次成為媒體熱點。

　　李超說的有一點是事實，利息稅主要由財政、稅收部門并最終由國務院決定，而央行考慮的是利率與匯率和金融機構的市場化與安全性方面的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決定利息稅的存廢方面，央行的態度不重要。只有相關部門形成大體一致的意見，或者達成某種妥協，利息稅才能最終塵埃落定。

　　圍繞利息稅的討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利息稅是否損不足以奉有余？第二，利息稅是否起到了拉動內需“把存款趕入消費市場”的作用？如果這兩方面均未達到目的，那當初征收利息稅的理由就不存在。

　　在這兩方面利息稅都受到了嚴重質疑。從本質上來說，稅收應起財政二次分配的作用，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平衡，利息稅的征收也不例外，應在組織收入、調控經濟與保障民生方面求取平衡，否則行之不遠。在目前存款利率實際為負利率，還要繳納利息稅實際上已經不合理。

　　利息稅的不公平還體現于稅率，利息稅并未納入個人所得稅實行累進稅制，不管是高收入階層還是低收入階層，取得的利息收入一律按20%稅率征收。瑞士、日本等國家統一利息稅率，美國、德國則針對總收入與高收入人群征收，面對兩種不同的國際慣例，我們應該取其宜者而用之。統一稅率對于我國存款額僅占銀行存款20%、占儲戶總數80%的一般收入和低收入階層的儲戶來說，極不公平。

　　利息稅征收的可見結果是居民存款速度越來越快，目前已突破15萬億元，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國內民眾無法突破股市與房地產的投資圍城，也不能享受到國際金融機構的理財服務，出于保障的需要，不得不將存款投入銀行的結果，也反映了民眾對于未來的預警心理。

　　銀行存款總量不斷增加的過程，也是居民定期存款占比呈現穩步上升的過程。這并不能得出利息稅的征收是居民存款增加原因的結論，但可以反過來說明，利息稅并未達到預期的目的。不管是損不足以奉有余，還是損不足以奉積極財政政策，在目前銀行遭遇流動性陷阱與拉動內需的經濟政策下，都已顯得不合時宜。這樣一個顯失公平又不增加經濟效率的稅種，顯然有改進的必要。

　　有趣的是，不論是當初主張征收利息稅、還是現在反對征收利息稅的人，理由都是一樣的，即拉動內需，前者主張將過多的存款趕入消費市場，而后者則認為利息稅的征收使民眾手上可用頭寸更少。

　　外界言論雖然風大浪急，利息稅卻巋然不動。這當然有目前政策制定周期比較漫長的客觀因素，同時也說明利息稅在某些人眼中，與匯率、貿易戰、房地產等相比也許并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議題，數量不大可也不無小補——一年數百億元（某稅務官員有關組織收入重于調節經濟的一席話或資佐證）；影響不大——沒有數據證明征收之后對內需還是銀行流動性有特別嚴重的正面或負面作用。事實上，當房地產貸款等威脅到金融機構的安全時，有關方面的表態與舉措要及時、有力得多。

　　靠區區利息稅拉動內需或者減少內需，當然是過甚其詞，但只要民眾的危機心態不除，拉動內需也就成為一句空話。此時，政府理應以堅定的藏富于民的政策校正這一心態，而利息稅正因為其影響范圍不大，成為一個象征政府態度的上佳選擇。

　　一個上世紀50年代的老稅種前后數度停征復課，不外乎現實的經濟理由，而現在利息稅調整，正是一個顯示政府對民眾的關愛與長遠的責任感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