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崛起，“金磚四國”的發展，使跨國公司重新估算整個世界的經濟分布。

　　當中國不再是跨國公司眼中獨一無二的“ 投資圣地 ”，中國能否跳出簡單的FDI思維，在“MADE IN CHINA”之外找到新的全球競爭利器？

　　跨國公司單項選擇、中國獨領風騷的時代正在成為歷史。

　　2005年12月，管理咨詢公司科爾尼（ AT Kearney ）最新的年度全球投資者信心調查顯示：中國仍然是對外國直接投資（FDI）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但印度已經攀升到第二位，波蘭、俄羅斯、巴西這些新興市場國家首度躋身前十。最耀眼的亮點在南亞，“就最近的趨勢判斷，印度的投資吸引力正在大大加強”，該報告稱。 而僅僅四年前，當中國第一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對外國直接投資（FDI）最具吸引力國家的時候，印度還遠遠地排在第十五位。

　　猜一猜《 財富 》500強公司召開全球董事會的新地點選在什么地方 ？印度。2005年11月，匯豐銀行（HSBC）一個由19位執行和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團隊在各自配偶的陪同下飛往印度，在新德里召開董事會。而在5個月前，諾基亞的董事們已經在這里開完會。其他造訪的大人物還有花旗集團（Citigroup）的查爾斯。普林斯（ Charles Prince ）、英國石油（BP）的布朗勛爵（Lord Browne）等等，英國《金融時報》（ Finance Time ） 駐印度的記者風趣地評價稱，“這一趨勢的源頭很可能要追溯到 17世紀東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還是讓我們看看微軟、英特爾、思科這些全球最頂尖公司在上個季度做出的決策吧。2005年10月，思科CEO錢伯斯（ Chambers ）宣布：未來三年將向印度投資11億美元。在宣布這一消息后，他還對媒體表示，“我們從未如此大手筆過”，因為“我們相信印度有光明的未來”。微軟董事長蓋茨（Gates）和英特爾董事長貝瑞特（Barrette）也相繼在其印度之行結束時表示，在未來4年到5年中要向印度分別投入17億和不低于10億美元。而在更早一些時候，IBM做出了一個讓其歐美雇員們相當憤怒的決定：在歐洲和美國裁員13000人，同時在印度增加14000名員工。

　　來自商務部的最新數據顯示，2005年全年中國共吸收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603.3億美元，比2004年下滑0.9%，其中美國的對華投資額足足下降了22.3%.

　　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失寵了嗎？或許跨國公司的CEO們會馬上扭過頭來小聲地反駁道：“不，是中國對我們不再友好了”。的確，過去20年里用鮮花和紅地毯迎接貴賓的中國人如今開始算起另一本賬。從2005年開春起，財政部和國稅總局的高官們就力主“兩稅合并”，有意取消外資在華“超國民待遇”，結果此舉隨后遭到54家跨國公司聯合上書反對。國家工商總局和科技部則先后出臺有關在華跨國公司“限制競爭報告”和“知識產權濫用報告”，批評對象包括柯達、利樂、微軟、思科、GE、飛利浦等著名企業。而敏感的日本企業也在開始考慮分散“中國風險”。

　　在3G、下一代 DVD、WiFi等高科技領域力推自己標準的中國，頻頻與高通、英特爾等公司交惡。細心者亦注意到，國家最新的“十一五”計劃中，“自主創新”科技戰略幾乎完全覆蓋了過去長期推行的“以市場換技術”戰略。分析家們推測，這很可能意味著跨國公司在華的政策環境及其境遇正面臨修正。

　　而為更多民眾所切身體會的是，“世界工廠”帶來的環境破壞和能源短缺。官方數據顯示，到目前為止，70%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工業領域，且以加工制造業為主，只有20%的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服務業領域。中國為經濟增長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過高昂。

　　變化的世界與變化的中國，在內外這兩股潮流的夾擊碰撞之下，跨國公司究竟會如何重估中國，中國又該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如果中國不能在“世界工廠”的優勢發揮殆盡前找到新的全球競爭利器，跨國公司對中國的重估會不會遲早變成類似當年他們對拉美市場的拋棄？

　　《中國企業家》雜志遍訪思科、GOOGLE、佳能、三星、明基等跨國企業的高管，和眾多活躍于亞太地區的私人股權投資者溝通，與匯豐銀行、波士頓咨詢、科爾尼咨詢、畢博咨詢等公司的頂尖分析師和顧問交流，造訪外商最密集的蘇州工業園區，尋找問題答案。

　　跨國公司的選擇題

　　林正剛有魯迅般的寸頭、短須和棱角分明的臉龐；普通話說得并不地道，但一個字一個字往外吐，很認真。作為思科在中國的新任總裁，他在一個艱難的時刻坐上了一個艱難的位置。

　　2005年8月，林正剛的前任， 思科中國區總裁杜家濱離開了這個他服務 7年的職位。從1997年到2001年，借助互聯網熱潮和國有電信運營商大舉擴建基礎設施的時機，杜家濱帶領思科迅猛發展，高峰時銷售額達到10億美元，中國業務規模排名全球第五，亞太第一。但此后形勢發生了逆轉，華為、港灣等本地對手崛起，用低價武器讓思科疲于招架，銷售額只能在6億美元左右徘徊。權威調研機構IDC稱，思科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由2001年的75%下滑到了今天的大約48%.

　　在思科2005年7月的一個投資者電話會議中，錢伯斯專門提到了中國市場，在幾乎全球市場都保持增長時“中國卻是一個例外，這對思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一年又一年，我們在中國的業務一直沒有增長。”錢伯斯沮喪地承認。據說2005年第二季度是思科近5年來在華業績的最低點，只有1.5億美元的營業收入。杜家濱的下課可想而知。

　　相比之下，林正剛有太多的理由羨慕他在印度的同事 Rangu Salgame .后者領導著一個 1400人的隊伍。錢伯斯還承諾，今后三年思科在印度的員工會三倍于現有的規模。

　　思科在印度幾乎沒有遇到一個強勁的對手，它的市場占有率高達73%，年增長率超過了40%.要知道這里幾乎是一塊處女地，印度的寬帶用戶數僅僅只有55萬，而中國已經超過3000萬戶。

　　“如果3-4年內印度的營收超過中國，我不會驚訝。”錢伯斯在內部會議上的這句預言被廣泛傳播。盡管中國業務的歷史比印度早了近10年，但思科中國幾乎就是一個純銷售企業，只有不到700名員工。盡管思科全球的設備已經有1/4的生產來自中國，但全部都是外包給合同制造商，思科自己從沒有過投資設過一個廠。

　　林正剛無法回避一個問題。未來三年，思科11億美元將會有7.5億美元是投資在班加羅爾的全球技術中心上。但對于上海研發中心，錢伯斯要小氣得多，他宣布的投資數字是未來5年共3200萬美元。這件事情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思科另一件事。2003年，思科以“剽竊知識產權”為由把華為告上美國法庭。

　　“純粹從邏輯性考慮，如果你是投資者你會怎么考慮？現在我要把知識產權放到美國國外去，有兩個選擇。誰都知道這個答案。”林正剛如此回答記者。

　　千萬不要以為到印度去的僅僅是那些在中國市場失意的跨國公司，即便是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的摩托羅拉、通用電氣、西門子、沃爾瑪等等也在大膽南進。西門子早在2002年就在印度召開了全球董事會，這在《財富》500強公司中可能是第一個。作為決議，西門子有一個5億美元的投資印度計劃。在一次跟媒體的小型聚會中，西門子中國區總裁郝睿強告訴《中國企業家》記者，他過去在西門子醫療集團的直接上司已經被派往印度，擔任地區總裁。

　　根據科爾尼的報告，印度甚至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制造基地的第二選擇。聯合利華的印度分公司在2004年5月開始向整個歐洲供應牙刷；LG電子計劃投資1.5億美元，將印度建成其在海外的第二大生產基地；另外，美國AMD、瑞典愛立信、芬蘭諾基亞都公布了在印度建廠的計劃。2005年6月，韓國的浦項綜合制鐵公司（Posco）和印度的奧里薩邦簽訂了協議，將在那里興建一座投資120億美元的鋼鐵廠，這是迄今為止印度最大的一個外國投資項目。

　　中國的競爭對手并不僅僅是印度。在科爾尼2005年全球離岸服務地區排名中，在金融危機后重新崛起的東南亞成為最耀眼的明星。馬來西亞緊跟中國印度保持第3、菲律賓第4、新加坡第5、泰國則從第 13躍升至第 6.在FDI 信心指數排名中，拉美的巴西和墨西哥大幅躍進。巴西在2005全球首選投資地中排名第3，尤其在中國最領先的電子品制造領域，依然緊跟中印列第3.同樣在這個領域，墨西哥則從2004年第21升至第4，在重工業和輕工業中升至第8和第6.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巴西的FDI大增80%達182億美元，墨西哥則增47%達166億，兩家總和超過該年中國FDI的57%.2005年，兩國增勢不減，中國卻有下滑。

　　2005年，盡管中國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但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卻在年度白皮書中發出明確信息：日本公司應當力求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增加在東盟成員國的生產，因為中國存在各種政治和微觀經濟風險。

　　同年 6月，日本貿易振興機構進行的調查顯示，3/10在華經營的公司已重新評估其擴展計劃，現在，許多企業采取所謂的“中國 ＋1”戰略，即在亞洲其它國家另外建廠，降低只在中國經營的風險。而印度和越南是被提到最多的兩個選擇。

　　不久前，全球最大復印機制造商佳能公司（Canon Inc）表示，投資6000萬美元的越南激光打印機組裝廠已落成，它在越南的投資額因此增至2億3700萬美元。

　　佳能公司的 CEO御手洗在日本發表演說指出：“就像日本過去走過的歷程一樣，隨著市場的發展，中國的勞動力費用也將不斷上漲。必須不斷地根據這種情況，對生產基地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優化調整。”他同時表示：“中國生產基地的定位將會由過去的全球工廠，逐步向面向中國國內市場的生產基地轉變。”

　　“世界工廠”失去競爭力了嗎？

　　江蘇蘇州非常適合被當作“ 世界工廠 ”的注腳。 這個近代的“人間天堂”，如今是被《 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新聞周刊》等稱為“全球九大新興科技城市之一”、“全球經濟的高科技前哨”和“最熱點的制造業基地”。

　　韓國三星是僅次于英特爾的全球第二大半導體制造商。蘇州正是三星半導體后道工序在韓國本社之外的海外惟一生產地。無論產品結構還是質量，蘇州廠都達到了與韓國本社幾乎相同的水準，還出產包括存儲器在內的三星排名全球第一的產品。

　　走進三星半導體在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的廠區，抬頭就能看到廠房正上方的一行紅色大字：“做受中國人民愛戴的企業，貢獻于中國社會的企業”。中新工業園區在 1994年2月成立，三星半導體就是第一家入園企業，持續投資 4億美元。之后，三星的電子消費品、電腦、液晶顯示器和研究院也相繼落戶此處。當地人稱，三星廠區就是園區的“ 第二招商中心 ”，因為到訪的外資企業幾乎都會被介紹到這里參觀和問詢。那一行紅色大字會被所有來訪者看到。

　　方正浩（Bang Jeong Ho）是三星半導體（蘇州）的董事長兼總裁，一開口說話，就連連對地方官員的“親商”作風和“先行一步”的引資策略贊嘆有加，稱蘇州工業園是“沒有受到缺電困擾的幸福之地”。在辦公室的一面壁櫥上，擺滿了大大小小十幾個“雙面繡”。方正浩用這種蘇州本地的特產贊嘆當地人的“細心、端正、精益求精”，正體現出“制造半導體所需要的素質”。

　　雖然工業園人力成本逐年攀升，去年增幅約 12%，卻不是大問題。一方面從全國范圍擴大招聘，另一方面，“在高科技制造業里人力成本只占很小一塊比例，壓力并不大”。但高管人員缺乏確是方正浩一塊心病。蘇州工業園每年要新增 440家入園企業，意味著幾乎每個工作日就要新增 2個總經理，2 個財務總監，十幾個中層干部……企業間相互掙搶，2005年園區流動率高達23%，而合理水平被認為應在10%-15%.“高層流動帶走經驗和技術，和知識產權流失有很大關系，傷害企業的穩定發展。”方正浩說。很多企業要求用更嚴格的制度來遏制，甚至要“上升到立法層面”。方正浩說，他目前“ 最緊迫的任務 ”就是要“找到本地的接班人，讓當地人成為公司的主人。”

　　就在三星廠區幾公里外的園區管理委員會，集管委會副主任和開發有限公司（CSSD）執行副總裁于一身的楊知評也對前景樂觀。2005年園區城鎮職工和農村居民收入分別上升到2.8和1萬元，但相比蘇州的人均GDP高達5000美元，據說這并不會對企業的總運營成本有大的負累。在蘇州，寬帶普及率40%，計算機普及率 70%，工業園更高達100%，還有四通八達的公路和鐵路運輸。楊知評相信：“印度、越南沒法比，它們的大規模基礎建設才剛剛開始。”

　　還有先發優勢。由大量關聯企業在蘇州及長三角形成了整套的高科技產業鏈，使個別企業的搬遷會受到整體的牽制。現在，蘇州生產的鼠標占全球的65%，小型電腦攝像頭占全球的30%，掃描儀占全球的13%，電腦主機板占全球的10%，鍵盤占全球的10% …… 難怪業界流行這樣一句話：“滬寧高速公路堵車，全球電腦缺貨”。“在分工越發細密、企業越發專業的今天，很少有企業做垂直整合，產業集群就越發重要。”楊知評說，“不是個別企業想搬就搬得了，它會非常不方便。”

　　佳能（蘇州）有限公司是其全球最大最先進的工廠。這里生產的產品超過80% 都是外銷。所以佳能亞洲營銷集團總裁、中國區CEO小澤秀樹非常關注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如果人民幣繼續升值，對生產成本是會有一定的影響，但同時對銷售是有利的，銷售成本會降低。今后我們會加大內銷比例。”

　　說歸說，但方正浩和楊知評都沒去過印度或者越南，不過臺灣明基集團董事長李耀去過。

　　印度確實讓李耀覺得有趣。走在大街上，四只腳和兩只腳的，四個輪子和兩個輪子的通通都有，亂成一團。火車沒有窗戶，都是硬座，“悶得不得了”。去找一個公司，一直找不到，因為一片漆黑，停電！在一幢大廈里開會，一個鐘頭停了兩次電。印度各州都有州稅，產品跨州產生的稅務非常復雜。每個州都要設發貨倉庫，沒辦法，稅制不同。“基礎設施差、又官僚、系統沒效率”，李耀斷定，“制造業沒有競爭力。”

　　總體而言，中印之間的基礎設施存在巨大差距。印度電力成本是中國的 2倍，公路總長不到中國1/7，寬帶用戶不及中國1/50.在印度開展一項業務平均需要71天，而中國是48天。并且，中國因長達20多年的高速增長所遇到的問題，也會在正進入高速軌道的其它國家重現。以人力成本為例，美世咨詢稱，在過去 5年印度薪資平均增長11.5%，高于中國的7.5%，也近兩倍于印度GDP的增速。美世咨詢公司管理顧問張志東預計，印度薪資將在未來幾年大幅提高。

　　但作為國內最先進工業園的管理者，楊知評也有底氣不足的地方。制造業占園區GDP的 73%，剩下26%的服務業中，大多是餐飲、物流、地產這些三產配套以及部分銀行、保險、會展，而高科技類比如軟件和IT服務還不成氣候。楊知評說，小小一個園區不可能什么都做，只能依據自己的資源有所選擇。基礎設施上的“硬”實力適于吸引制造業的“硬投資”，而IT類服務的“軟”投資就要留給具備“軟”實力的其它地區了。

　　多年跟跨國公司打交道的楊知評認為：“與其說跨國公司在重新估價中國，不如說在重新估算整個世界的經濟分布。印度的崛起，東南亞國家的發展，意味著新的機會，但絕不是說放棄中國了。”

　　“失去”的軟業務

　　以前明基在印度的投資并不大，只在軟件的測試和研發上有幾十人。但收購西門子手機部門之后，李耀正在醞釀一個“ 上千人 ”規模的研發基地。“我們軟件陣容還不夠強，波蘭有幾百人，再把臺北、北京、蘇州的隊伍擴大一倍都不夠，”李耀說：“但我發現，全世界軟件人才最多的還是在印度。”

　　明基旗下一家公司曾在印度設立網站，接到的求職竟然每天都有幾百人，“我們嚇壞了！”。參觀一些軟件外包公司，李耀同樣震驚。“在臺灣，最好的軟件工程師也只有CMMI （一種軟件設計標準）3級，印度小小一個公司里面，至少都是4、5級！”也不光軟件，在微軟、通用電氣這樣的大公司里，李耀看到它們的后臺服務，包括薪水計算、會計、呼叫中心都設在印度。幾萬人的規模，24小時輪班，工作時間完全跟歐美同步。呼叫中心的人員都經過培訓，學會不同地方的口音，讓打電話進來的美國客戶還以為在跟本地人對話。

　　林正剛在思科亞太區任職的時候主管客戶服務，那幾年他花精力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國，而在印度就少很多。因為印度從事服務業已多年。相比之下，“中國只在制造上有積累，還覺得服務不值錢”。跟印度同事談話，林正剛不需要花太多時間解釋基本的管理理念，但面對中國的同事，“解釋一個理念就要回到盤古開天地，去說清楚這怎么來的。”林正剛說，“因為中國接觸現代管理的時間還相對很短。”

　　印度擁有最多的軟件和IT研發人才舉世公認。它還有除美國之外的第二大英語人口，有服務于跨國公司的豐富經歷。正是這些造就了其在信息服務業的獨特優勢。

　　科爾尼（A.T. Kearney）管理顧問公司對2005年IT、業務流程和呼叫中心等離岸業務進行排名，印度牢牢占據榜首。其報告說：“盡管工資大幅上漲，但印度仍是最熱門的離岸業務首選，并遙遙領先第二名中國，幅度之大超過隨后九名的總體幅度”。目前世界500強中有400家在印度設立業務中心，或者外包給印度公司。另有數據稱，目前全球軟件和后端辦公服務外包市場上，中國占到 4.9%，而印度40%以上，預計2008年會升至51%，年收入480億美元。按JP摩根（ JPMorgan ）的計劃，到明年年底，其全球的投資銀行員工中，將有20%在印度。

　　“在軟件和流程外包領域，中國沒法跟印度競爭，全世界也沒有任何地方能贏它。”即使身為華人企業領袖，李耀也承認這一點。對于“人腦＋電腦”的“軟”業務優勢，印度有深刻的社會基礎：從17世紀東印度公司扎根開始、被大英帝國殖民的幾百年間，不僅全民普及英語，在大選、多黨、議會等民主制度和法制、社會文化上都繼承英美傳統。這段歷史被稱為“一個美麗的錯誤”。它讓西方世界覺得印度更為親切，并予其“民主國家”的鑒定。

　　林正剛舉了一個他親身體驗的例子：一個美國公司，總部是在田納西，有南方口音。在印度建了個呼叫中心（Call Center），他將會把他的員工送到田納西學習南方口音。客戶打進來都知道是南方口音。

　　與“軟”環境不利相連的是“軟”思維的缺失。“中國政府是用硬件制造的思維去發展軟件”，Google全球副總裁李開復說：“譬如跨國公司設立一個軟件組的投資比建立一個廠要少許多，但這對中國卻顯得更加重要。”這導致中國在吸引投資上偏重于制造而忽視軟件，據科爾尼提供的數據，制造幾乎占到中國FDI的一半達48%，在印度只占3%；而IT（設計、支持、服務）和網絡中心在印度占63%，中國僅10%.

　　中國的“軟”業務也越發不再具有追趕印度的可能。

　　“由于知識產權的問題，中國丟掉微軟、思科這些投資是比較大的損失”，波士頓咨詢高級副總裁林杰敏說，“拿著這些錢，印度可能在未來幾年發展出相對中國更大的優勢。”而李開復已經斷定：在IT方面，印中差距越拉越遠。因為不僅在對跨國公司的服務上中國處于下風，Wipro、Tata 和 Infosys這樣的印度軟件巨頭也正在對中國市場本身發起進攻。

　　調研機構Gartner最近修改了過去做出的預測。Gartner過去一直認為由于中國巨大的市場，幾年后會崛起與印度類似的大軟件企業。但其最近的報告表示：雖然中國的軟件產業將快速成長，但成長最快的卻是印度公司在中國的部門；5年內，印度會有25%的軟件出口面向中國，印度企業將同時在中國本土和外銷的市場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那么，制造業和服務業哪個對經濟發展更重要呢？我們只需看一個簡單的數據：制造業在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只占產值的14%，吸收區區11%的勞動力；而服務業的份額，占美國經濟產值的60%，吸收了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動力。如今服務業全球化正如火如荼，印度正在搶著分這塊更大的餅。

　　中印不同的競爭思維無疑將中國置于一個遠期的弱勢狀態。畢竟，“全球辦公室”聽起來要比“世界工廠”來得更現代和高端。而且印度在硬件設施上的追趕，很可能要比中國在軟體制上的進步要快。高盛甚至聲稱，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很可能將在2010年超過中國。除非，中國能在有限的時間窗口內，發展出制造和服務之外的第三種競爭力。

　　第三種競爭力

　　“低成本地區和新興市場總會不斷涌現，今天印度，明天就是俄羅斯甚至非洲；所以看待目前FDI的下降不能單純以競爭的眼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趙晉平說，“中國和印度等國的差距在 5年到10年，關鍵就是，中國能否在這個時間窗口里成功轉型。”

　　在李耀眼里，中國當前的吸引力是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但將來是一個世界性大市場的獨特魅力。在具有最多人口的中國，幾乎所有產品都理應在5-10年成為全球最大市場，“尤其是那種每個人、每個家庭都需要一臺的市場”，李耀狡黠地說。其實明基早已朝這個方向邁步了，手機、液晶面板、電視等主力產品線正符合這個特點。

　　迄今為止，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投資拉動，中國的投資比率可能仍占GDP的40%左右。這些投資很多是沒有產出的。例如在鋼鐵行業，今年大多數國家減產，而中國卻增加了四分之一的產量，其結果是被迫大幅降價。擴大“內需”恐怕是下一步的重中之重。

　　一旦成為最大的市場，中國對FDI的吸引力將無以倫比。因為具備天然優勢的“本地化”法則要求把制造地貼近消費市場，相應的研發和設計也會隨行而至。林杰敏稱，目前有300-400個研發中心落定中國。科爾尼的調查顯示，未來三年最受青睞的研發投資地中，并不占語言優勢的中國跟印度一樣，各占17% 而同居首位。

　　不過高人一等的研發中心卻并非思科們對中國最有力的承諾。很多人相信，思科在數年前引風氣之先以風險基金（VC）的形式投資中國才最具有價值。在今天“創新中國”被政界商界認可為主流的許多年前，思科就已經把這一思路落到實處。

　　此前，思科已經為26家中國公司投資了3億多美元，還有3億美元準備出手。其中包括通過風險投資向盛大網絡公司進行投資。2004年，軟銀亞洲（ SAIF ）由于投資盛大網絡而被評為年度最佳VC.作為當之無愧的業界翹楚，從2000年至今，軟銀亞洲在中國互聯網及泛IT領域投資20多家公司，滋養出亞洲網通、盛大、博客中國、橡果、太合傳媒等一批創新企業。而軟銀亞洲背后的資金提供者就是思科。作為首家以獨立VC形式投資中國的高科技跨國公司，思科已為此投入3億美元，并準備追加3億。

　　“有人覺得蓋工廠、搞制造才算是投資，這是工業社會的做法，現在不行了。”林正剛說：“用風險投資激勵中國本土的創新，培養中國自己的企業，可以創造億萬人的就業機會。”其實如今的中國VC界幾乎可以找到所有IT巨頭的影子，它們包括英特爾、高通、戴爾、宏、西門子、摩托羅拉 ……

　　林正剛所說的創新，正是趙晉平為中國未來5年所設計的轉型路徑。為此路徑提供推力的，正是被互聯網產業點燃、正在彌漫中國整個商界的VC模式。2005年，全球VC為中國概念募集的基金高達40億美元，使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以色列之后的第三大創業國和風險投資國，遙遙領先于印度這些 FDI分食者。而風險基金作為 FDI的一部分漸成為尤其是高科技跨國公司的通行模式，在思科和英特爾年前宣布投入印度的21億美元中，就有至少3.5億用于風險投資。

　　軟銀賽富的合伙人羊東認為，在中國吸引外資的過程中，創投基金是繼中外合資、外商直接投資（FDI）之后的高級階段。“FDI無非是看中你的市場和廉價勞動力。 一方面你得到了資金，發展了經濟；一方面也要反省，勞動力是不是太廉價？土地資源是不是出讓得太多？環境是不是破壞太厲害？有多少新技術進來？”羊東說：“創投是最好的投資方式。這是被中國的創新機會和經濟實力吸引來的，遠比拿土地、廉價勞動力去交換強。”

　　曾投資包括51Job、中星微電子、中芯國際等廣泛領域的DCM的合伙人趙克仁估計，2006年以后，中國在泛IT領域的創新在世界市場所占的份額將由過去不足5%升到10%-15%之間。而在此前，美國占據80%-90%的份額。“硅谷曾是世界信息技術的中心。如今這種情況正在改變。”趙克仁說。

　　VC推動的創新，加上世界性的大市場，才能真正架構起“世界實驗室”的定位。“印度GDP人均620美金，中國已經1200美金，印度人還在餓肚子，我們已經飽了，要抓住這個先發優勢。飽了之后要講生活品質，這使中國的市場需求能和歐美發達國家對接，中國的創新就更容易應用到全世界。”華登太平洋創投公司的董事總經理江善頌如此認為。

　　但是，要促成大市場和創新的實現，卻又要寄托于中國“軟”實力的提升。而這正是當前中國吸引FDI的軟肋。在中國，拉動內需以刺激疲軟的市場一直困難重重。中產階級作為消費主力軍，所關心的房子、醫療、養老、教育等等都屬于中國成本上升最快的領域。“沒信心，誰敢花錢？目前為止，對這些領域中國還沒有根本的改革措施。”張志東說。

　　而知識產權保護是保障創新健康成長的土壤。這也是被跨國公司大加鞭撻的癥結。2006年初，中國的居民存款達到14萬億人民幣，外匯儲備超過8000億美元。擁有如此巨量資金的銀行體系卻效率低下弊病叢生，加上外匯和股票市場的諸多管制，風險投資的籌集和退出在中國一直是個不小的麻煩。

　　“所以，外資只是借船出海、錦上添花，很難作為一種本質的推動力量。”科爾尼管理顧問馬吉吉人說：“當務之急，制度改革，法制、金融體系是我們最緊迫的問題。”

　　中印兩國年均基礎薪資比較

　　職位中國年均薪資（美元）   印度年均薪資（美元）

　　人事經理31，958           15，097市場經理25，808           14，294項目經理23，409           10，039軟件開發工程師13，457     10，277金融分析師13，194         8，408會計8，994                5，685高級客戶服務員8，293      8，203銷售代表5，094            4，738客戶服務助理2，418        1，601熟練生產工人2，334        1，853數據來源：美世咨詢公司

　　聲音一

　　樂觀者：中國不會“拉美化”—— 波士頓咨詢公司董事及高級副總裁 林杰敏（Jim Hemerling）

　　《中國企業家》：印度會超過中國嗎？

　　林杰敏：除了商業流程外包、軟件，中國在其它方面的優勢非常大。印度的消費品市場跟中國比起來還很小，渠道也弱。印度政府能否像中國政府那樣有效的利用基礎設施帶動整體經濟，同樣也是問題。印度的決策程序是民主的，存在很多障礙，使大舉投資的決策很難達成。而在中國，政府一旦認識到基礎設施的重要，就能立刻使投資到位。

　　《中國企業家》：跨國公司在重新評估中國嗎？

　　林杰敏：即使存在很多挑戰，但跨國公司對中國的商業環境還非常樂觀，它們并沒有重新評估對中國的承諾，并在繼續付出。中國作為一個大市場和低成本制造地的吸引力仍在增強。它們也把中國看作一個越發重要的研發基地。中國已經有 300-400個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并還在增多。它們也把中國看作是一個充滿越來越多挑戰的地方，它們知道，為了加強制造優勢，就不得不同樣加強研發投入。FDI 應該會持續增加。

　　《中國企業家》：佳能社長御手洗在2005年末說，“中國生產基地的定位將會由過去的全球工廠，逐步向面向國內市場的生產基地轉變。”你同意嗎？

　　林杰敏：這種情況在未來二三十年內都不會發生，而且，我認為中國將永遠是重要的出口商。比如日本，非常高成本的國家，但仍是一個主要的出口國。德國也是，依靠非常強大的制造和工程技術。

　　《中國企業家》：中國被一些人定位為一個“ 大市場、低科技 ”的國家，而印度是“小市場、高科技”，你同意嗎？

　　林杰敏：我不同意。如果你在日本或美國，你期望中國不在科技上具備高競爭力，這不現實。也許今天的中國是這樣，但很快就會不同。中國很多領域都在向高科技快速移動，本土公司正快速創新，擁有自己的技術和品牌，比如海爾、TCL、寶鋼、聯想、華為、中興。但在快速消費品行業，中國還比較落后。印度的市場很小，軟件確實全球最強，但絕大多數領域還很落后。

　　《中國企業家》：外資減少會使中國出現“拉美化危機”嗎？

　　林杰敏：不會。中國的產品市場開放，但資本市場封閉，政府對貨幣控制很嚴。這跟拉美國家截然不同，它們的資本市場開放，當外國投資者看到經濟不再增長時，就很快撤資。并且，中國維持了幾十年的高增長，大多拉美國家卻沒做到。保持增長能避免很多的麻煩。同時中國吸引了很多華人投資，臺灣、香港、新加坡，以及非常多的管理人才。

　　當然，中國非常依賴跨國公司。中國制造依賴于進口部件，也非常依賴跨國公司的高科技。所以如果有重大的貿易干擾，會對中國非常不利。如果外商撤資，負面影響也將非常明顯。全球化和世界貿易對中國太重要了，這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

　　聲音二

　　悲觀者：風是在往西邊吹 —— 新加坡某投資機構駐中國高管 博義

　　《中國企業家》：思科、微軟、英特爾對印度的投資是特例嗎？

　　博義：分散風險是一種共同需要。有一些硬件制造公司10年前來到中國，現在則充當著進入印度的先鋒。思科、微軟、英特爾都是領頭羊。在未來 6個月，你將會看到有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前五名都會增資印度。中國雖然已經形成產業鏈，但生產永遠是國際性的。遷去它國的制造業，比如半導體，4－5年產業鏈就會成型。英特爾和AMD就是風向標，上下游肯定會跟過去。

　　風是吹來吹去的，不會永久停在一個地方。現在風是在往西邊吹。

　　《中國企業家》：目前中國的哪些問題最受外商關注？

　　博義：最近4年內，中國物價疲軟，形成惡性循環，之后又有宏觀調控。中國現在讓人民幣升值2%，境外普遍估計今后兩年會上揚10%.決定現在是否投資的心理不是看現在，而是2-3年后的中國。所以整個世界都在等你，看你什么時候升。地價還在漲，以后會更高。中國的優勢正在下降。

　　再過6個月，FDI的走勢會看得更清楚。印度的吸引力急速上升，辛格政府非常親商。這次新加坡資政吳作棟去印度，接待規格非常高，相當于中國在80年代對李光耀的接待。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中日關系降溫，日本把投資移向了泰國和越南。印度雖然現在是弱政府，但正在不斷改善。

　　《中國企業家》：但中國還有中西部的廣闊土地和資源，市場也很大。

　　博義：西部的優勢是相對的，物流非常貴。中國內需市場購買力不強，需要讓中產階級上軌道，但以目前的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制度，讓他們消費并不容易。中國的第三產業限制還很多，沒有真正開放。這方面中國慢了一拍，而印度快了一拍。搞創新也是一條路，但現在還很難說。新加坡以前是以電子制造為主，現在就著重在生物科技和創新方面。

　　《中國企業家》：你的看法是不是略顯悲觀？

　　博義：處在國際上，看得更清楚一點， 國內還察覺不到。 歐美有選擇了，中國要醒悟，不要以為跨國公司一定會來你這里，要居安思危。中國土地沒有了，價格上漲，收入上漲，而周邊國家都在向中國學習。中國有些官員還高高在上，而印度政府是志在必得。泰國的他信政府也相當厲害。它們的崛起對中國不利。

　　但還是要有信心，中國現在的心態要經過刺激，引資狀況會經受波動，才會向一個更好的方向發展。

　　聲音三

　　中立者：FDI將平穩增長，并非拐點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趙晉平

　　《中國企業家》：2005年是中國引資的拐點嗎？

　　趙晉平：不是拐點，會繼續平穩增長。第一，中國的基數很大，要維持20% 的增長可能性不大。去年0.9% 的下降，基本可忽略不計。第二，FDI進入成熟期，跨國公司有相應的全球布局，投資會分散，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第三，增長應該還會繼續，中國的地位還在上升。

　　最大的拐點應該在5年以后，現在中印差距在5-10年之間，當5年后印度達到中國的水平，中國如果還停滯不前，將會有大問題。

　　《中國企業家》：這次下降是由什么具體因素引起的？

　　趙晉平：第一，2004年宏觀調控，采取緊縮型措施所產生的影響。第二，資源條件的制約。中央的土地政策在有些地方并沒有嚴格執行，有浪費，利用效率低。第三，能源緊張，導致開工不足，這是直接的影響。第四，處于貿易摩擦高發期。第五，政策信號所致。因為對 FDI優惠受到爭議，兩稅合一進入立法階段，對中小型的FDI產生了影響。

　　另外就是投資方式的變化。以前都是外來資金，現在有些是并購投資，不在中國境內交易。還有就是統計方式的調整，以前是由商務部門確認 FDI到位，2004年變化成必須經過外管局驗資，境外貸款不再認為是FDI.可比性出現問題，自然FDI統計就少了些。

　　《中國企業家》：這些因素還會持續產生影響嗎？

　　趙晉平：宏觀調控和能源緊張都是短期行為。資源約束和貿易摩擦屬于長期因素，但有相應對策。土地問題可以通過擴大并購投資、對現有企業收購和重組加以緩解，水的問題也可以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來緩解。至于兩稅合一，對FDI的影響幅度有限。我們會通過貿易、投資等其它方面的考慮降低FDI的總成本。跨國公司對這些變動應該可以理解和接受。中國引資的核心能力在于市場，規范市場長期而言有利于跨國公司的運作環境。

　　《中國企業家》：長遠而言，中國的對策是什么？

　　趙晉平：第一，宏觀調控要相機抉擇。現在內需增長趨緩，進口增長低于出口增長，所以一定要保持經濟增長。第二，對于資源問題，要樹立科學發展觀，搞創新。第三，改善投資環境。吸收 FDI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場規模的大小，是資本能否在此長期可持續發展。我們的投資環境的確存在問題，軟服務、知識產權、決策不透明的確存在。要完善法律體系和市場體系，建立反壟斷法，維護公平競爭。隨著 FDI的規模增長，這些就越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