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分組審議了關于廢止農業稅條例的決定草案，代表們表示，依法取消農業稅非常必要，建議將關于廢止農業稅條例的決定草案經審議后提請本次會議表決。（12月26日《人民日報》）

　　自溫總理宣布將逐步取消農業稅以來，“廢止農業稅”仿佛成了各級政府重點關注的政績，全國已經先后有28個省份搶先邁進了“后農業稅時代”。當然，對于廣大農民，這至少不是一件壞事。不過，各級政府決策者多將取消農業稅視為“減負”的重要舉措，這種單純的經濟視角倒令我有幾分擔憂。

　　事實上，取消農業稅的最大意義不是“減輕農民負擔”，而是歸還了廣大農民平等的公民權利。眾所周知，農民肩上的沉重負擔，大都來自各級政府創造的“雜派”，而多半與法律明文規定的“正稅”無關。

　　把“農民負擔沉重”的賬算到農業稅頭上，多少有點不公平。農業稅最大的弊端在于其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公民權利。秦暉先生曾指出，農業稅不是個人所得稅（沒有起征點），不是營業稅（不區分生產的盈利性），不是資產稅（土地不是農民的私產），而是一種典型的“身份性貢賦”。只要脫不了“農村戶口”，農業稅就如影隨形地跟定你，活到老、繳到老。布凱南說“稅收是權利的成本”，但“農業稅”這筆成本卻沒有給農民來帶額外的權利。取消了農業稅，農民的公民權利才有了存量增長。

　　從權利視角看農業稅的存廢，后農業稅時代應當是農民權利時代。取消農業稅只是前奏，農民權利的擴展才應該是主旋律。

　　后農業稅時代成為農民權利時代，才能真正走出“黃宗羲定律”。農業稅只占全國財政稅收總額的百分之一，徹底廢止農業稅，對國家財政的影響微乎其微。但是，取消農業稅對于抑制各級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財政汲取沖動同樣作用不大。只要農民的權利無法形成對基層政府權力的有效制約，日久天長，不斷自我膨脹的基層政府部門照例會想方設法開動行政權力的“抽水機”，從農民身上抽取維持自身運轉的財政資源。稅廢去而費復來，“黃宗羲定律”還將繼續發揮作用。近幾年來，隨著農村稅費的不斷減免，基層政府財政頹勢已現，入不敷出者眾多；若未來上級政府的政策約束有所松動，新一輪的“稅免費興”很可能卷土重來。

　　后農業稅時代成為農民權利時代，才能真正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早有人指出，農民的貧困源于權利的貧困。28省取消農業稅后，農民增收的形勢依然不容樂觀。正是由于權利的貧困，當農業稅成為歷史的時候，農民仍然面對幾倍于農業稅減免額的土地流轉收益被剝奪的尷尬現實。正是由于權利的貧困，當農業稅成為歷史的時候，農民仍然很難獲得足夠的教育、衛生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人力資本存量和勞動回報率始終在低位徘徊。簡言之，在權利貧困現狀得到根本改善之前，農民既無法得到應當獲得利益，也無力提高勞動的回報率，增收的難度依然很大。

　　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重和增收難的問題，和諧的新農村將永遠停留在美好的規劃圖之中。而只有在農民權利時代中，負擔和增收問題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因此，政府決策者不應僅僅從經濟或財政的角度審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指日可待，而建立起切實保障農民平等公民權利的制度機制，路途卻依舊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