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輕農民負擔，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是出席“兩會”的代表、委員們最為關心的話題之一。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從今年起，要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要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五年內取消農業稅。”人民大會堂為此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掌聲中寄托著歡迎、鼓勵和期待。征收了40多年的農業稅，將逐漸淡出我國的經濟生活，這是給農民松綁，真正還農民“國民待遇”的體現。

　　農業稅是中國一個非常古老的稅種，古人謂之“皇糧國稅”。而現代中國的農業稅俗稱“公糧”，包含了國家對一切從事農業生產、有農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征收的一系列稅。長期以來，農民“交公糧”，似乎天經地義，而催交公糧的人更是理直氣壯，原因就是農民租種了所有權屬于國家的土地。就是這份被為奉為農民“命根子“的土地，恰恰也成了套在農民身上的“鎖鏈”。在現有的體制下，不論土地的貧瘠程度，不論收成的大小，也不管農民生活狀況如何，耕作了土地都得交“皇糧國稅”，甚至那些靠救濟生活的農民，只要附著在土地上，農業稅都是不能幸免的。

　　“征有余以奉不足”，是稅收本來的意義，而農業稅的征收常常會反其道而行之。2003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8472元，與僅為2622元的農民年均純收入差距，已經從1995年的2.8��1拉大到3.2��1。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同樣作為納稅人，城市和農村依然實行了兩套不同的稅制。城市居民在繳納個人所得稅時，先要把起征點以下的收入扣除，而農民交農業稅無論實際產量和成本消耗多大，都必須按定額交納，這使得農業稅幾乎變成了“地租”。試想一下，如果農民交稅也有每月800元的扣除額，一年就是9600元的扣除額，究竟還會有多少農民達到納稅水平？從中不難看出，農業稅的征收，不管稅率高低，不管稅賦大小，客觀上已經形成農民與非農民在稅賦上面嚴重不公平的局面，帶有明顯的歧視性。

　　我國農民收入長期在低位谷底徘徊，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說是一種制度安排的結果。一直以來，農業很少得到工業反哺，特別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從農民那里汲取大量的“剪刀差”，使資源配置向城市、工業傾斜，農業基礎愈加薄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業投入”總課題組曾經做過估計：僅1979－1994年的16年間，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大約取得了1.5億元收入，同期農業稅收入為1755億元，財政支農支出3769億元，政府提取農業剩余凈額為12986億元，平均每年從農業部門流出的資金凈額達811億元。改革開放后，各地在發展工業、大搞城市建設的同時，卻大量占用農民土地，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制農民進城，特別是中西部地區，附加在農業稅上的“三提五統”等許多不合理攤派，成為農民沉重的負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

　　其實，人們更多看到的還只是實際貨幣收入的差距，如果把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救濟等非貨幣因素計算進來，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經是世界上最高的。人生而尊貴，只因制度的不同而有差別。取消農業稅，是從制度上打破我國城鄉二元結構邁出的重要一步。從目前看，5年內取消農業稅，與其說壓力在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能力上，不如說阻力來自現行的鄉級“吃飯財政”體制上。2003年我國征收的農業稅總額為338億元，與超過兩萬多億元的財政收入相比，所占份額很小。可以說，逐步取消農業稅，減輕農民負擔，從國家的財力看是有保障的。可是問題往往出在正常的稅收之外，農業稅賬單之外存在大量搭車收費現象，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頭稅（農業稅）輕，二稅（提留統籌）重，三稅（集資攤派）是個無底洞”，就是這種現象的真實寫照。而那些“二稅“、“三稅”中相當一部分是用來供養鄉鎮一級政府中各類龐雜人員。只要鄉級財政供養的人減不下來，暫時降下來的稅費負擔，隔一段時間難免又會反彈，畢竟對他們來說收稅（費）吃飯是大事，最終就會陷入“積重難返之害”的“黃宗羲定律”（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的怪圈中。

　　農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農民為此付出的代價顯而易見。在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萬億、國家財政收入超過2萬億的今天，已經到了工商業反哺農業、城市攜手農村共同發展的時候了。我們很難想象，城市和城市居民能夠在貧窮的農村和農民包圍中獨享繁榮和發展。

　　市場經濟往往以效率為發端，最終是為了實現自由和平等。面對農業稅曾經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事實，取消農業稅的意義還不只在于農民負擔的絕對數量下降了多少，而在于它破除了對農民的不平等待遇，讓農民真正享有“國民待遇”，為我國今后在城鄉推行的一體化稅制掃清了障礙，為城鄉統籌發展起到助推作用，這本身也是科學發展觀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