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在北京，杭州、延安等地方政府近日也不約而同地宣布：免征本市農民的農業稅。
農業稅是中國農民負擔中最大的一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產業發展研究所所長馬曉河說，“免征是對農民實實在在的減負，符合中央關注農民、幫助農民的‘人本精神’”。
有著9億農民的中國，三農問題是政府繞不開的難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廣大農村發展相對停滯，城鄉差距加大。官方統計顯示，1997年以來，中國農民收入連續7年低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0年前的1.8比1擴大到3.1比1。
“城市不可能在貧窮的農民包圍中獨享繁榮。情況若再不改，中國未來的發展必將為農所困。”為此，中國政府在今年初推出了旨在富農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提出了新時期的“重農”思想。
中共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秘書長曾業松說，在以農立國的中國，重農思想古已有之。但不同之處：歷史上的重農以重稅、奪農為前提，以輕工商為代價；而現在以維護農民利益為前提，以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為目的。
這其中，還農民公平稅負雖不是三農問題最要害之處，但卻是縮小城鄉鴻溝繞不開的坎，是中國政府落實“重農”思想、打造公正公平社會環境的最直接體現。
在中國，城市和農村一直實行兩套不同的稅制，廣大農民的稅負長期高于城市居民。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專門面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國家，總稅率達8.4%。
“在這種背景下，零賦稅出現的意義不只在于農民負擔的絕對數量下降了多少，而在于它破除了對農民的不平等待遇，為中國今后在城鄉推行的一體化稅制掃清了障礙，對中國追求的城鄉統籌發展起到了助推作用。”馬曉河說。
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財政已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新中國成立初期專門征收農業稅的目的是因為當時農業稅仍占國家稅收的很大比重，而當前，農業稅僅相當于中央財政收入的4%。
“城鄉差別是歷史形成的，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扭轉，但是發展到現在，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再加劇下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說。
來自農業部的消息說，由于受減免稅收的拉動，2004年中國基本遏制糧食種植面積連年下滑的勢頭，全國糧食播種面積有望比上一年增加160萬公頃。
被公認含金量頗高的“一號文件”公布以來，政策能否落到實處成為人們的關注點。事實上，不僅在減免農民賦稅方面，改革征地制度、精簡鄉鎮機構和人員、補貼種糧農民、增加財政對農開支……中國各地政府及主管部門正在積極兌現文件傳遞出的“重農”承諾。
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糧食主產省都拿出了超過40%的糧食風險基金補貼種糧農民；安徽全面取消了農業附加稅。
此外，良種補貼、調整土地出讓金純收益支出結構、列支財政專項用于糧食生產、購買農機補貼、擴大信貸規模、精簡鄉鎮機構和人員等政策，各地落實的力度都是多年沒有過的。
“9億農民，既可能給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拖后腿’，也可以是中國發展潛力最大之所在。”全國人大代表、江蘇如皋市委書記陳惠娟說，三農問題一定是今年兩會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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