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收入增長停滯，城鄉地區收入差距擴大，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引起各方重視。

　　在3月10日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指出，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是今后一個時期農業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即是要發展農業科技園區，提高農產品的科技含量。而在“三農”問題上，提出減免農業稅費的呼聲一直也沒有停止。

　　農民增收困難

　　解析阻礙農民收入增長的結構性原因

　　這幾年，農民收入增長困難，其中一個最突出的原因就是農民來自農業方面的收入增長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陳錫文向記者解釋，這主要是兩個原因引起的：一個是由于農產品供過于求、價格下跌，導致農民從農業中增收困難；第二個是城市居民收入提高，消費結構變化，在農產品的開支方面下降，也導致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增長困難。

　　陳錫文說，造成這樣一種特殊情況的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城鎮化進程滯后，城鄉人口的分配不合理，導致購買商品農產品的城市消費群體相對比重太低。在農村從事農林牧漁業生產的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總數的43％。同時還要看到去年農業在GDP中的比重已經降到了14.53％。

　　林毅夫委員曾向記者解釋過中國現在城鄉收入差距很大的歷史演變過程。他說，中國的“三農”問題，和各個不同的階段有關系。

　　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農民收入增長很快。但1985年以后，農民收入增長快主要靠勞動力轉移。如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的發展，以及后來的農民工的出現。但1997年以后，這種現象發生了逆轉，生產力普遍過剩。城市企業開工不足，面臨城市產品的普遍過剩，鄉鎮企業有很大的競爭壓力，很多都破產。

　　因此，就產生了兩個效果。一是離土不離鄉的勞動力又回流到農業去，同時造成村、鎮、鄉普遍高負債。二是農產品生產很多。農產品太多，價格就會降低。增產不增收，勞動力轉移又不可能。所以，就造成農民收入停滯，城鄉差距更擴大的情形。

　　現在的城鄉差距為什么比改革開放初期還大？林毅夫說，1978年至1984年，是農民一次性的生產積極性釋放。到80年代中期后，城鄉差距擴大。當時，雖然勞動力開始往外轉移，但當時對農村比較有優勢的農產品，比如糧食和棉花的價格還是人為控制。東部在發展，對糧食和棉花需求多，但那些大宗農產品的價格被人為壓低。像這樣的情景，實際上是農村在補貼城市的發展，中西部在補貼東部的發展。東部越發展，城市越發展，從農村拿的補貼越多，差距就越大。

　　嘗試“科技特派員制度”

　　科技“缺位”遏制中國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

　　中國農產品供過于求也和產品自身的質量有關系。據了解，很多農產品的進口國關于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在明顯提高，而且提高的幅度往往是幾十倍，乃至一二百倍。

　　陳錫文說，這在相當大程度上對于中國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出口形成了一種遏制。所以，中國要依靠科技進步來不斷地提高自身農產品的質量和安全標準，讓它符合進口國的要求。

　　陳錫文指出，優質農產品的區域化布局是今后一個時期農業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只有把農產品放在最適宜它生產的地區和自然環境中進行生產，才能獲得質量最好的農產品，才能獲得最好的效益。

　　全國政協委員袁祖亮建議，因地制宜，利用當地資源和特色產業等優勢，規劃并創建一批農業科技產業園，亦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戰略性舉措。

　　袁祖亮說，當前農村基層科技力量不足與科技服務“缺位”，已成為制約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最突出矛盾。大量的科技人員養在機關和事業單位，農業科研成果遠離農民，難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袁祖亮建議，國家可以在中西部的農村進行“科技特派員制度”試點，積極探尋破解“三農”問題的新路子。

　　大減農業稅費

　　大幅減免農業稅費在“兩會”呼聲漸高

　　大幅減免農業稅是“兩會”上呼聲很高的建議。全國政協委員蕭灼基3月8日在政協十屆一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言時說，現在農業稅費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很低。2001年，農業稅費只有481億元，占國家財政總收入15300億元的3.14％。即使全部免征農業稅，國家財政也完全能夠承受。

　　全國政協委員程順和說，世界上很多國家都不征收農業稅，政府要從政策上研究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中國農業部部長杜青林在3月10日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減免農業特產稅是必然的趨勢。特產稅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在農產品供求不是很平衡，糧食短缺的情況下制定的�，F在農業已經進入了發展新階段，所以這個問題應該逐步得到解決。

　　杜青林說，解決這個問題要從實際出發。他認為，解決特產稅的問題不一定齊步走，也不一定非一步到位不行。隨著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會逐步得到妥善的解決。

　　財政部有關人士對記者表示，取消農業特產稅是趨勢，但最快也要在兩三年以后。

　　據了解，現在農產品價格低廉，農民收入很低，但農村各種稅費很重。幾年來，一些地方實行費改稅，取得一定成績。但有的地方費未減少，稅卻增加；有的地方一些收費項目取消后又恢復；有的地方甚至出現新的收費項目。

　　蕭灼基強調，當前減少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是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措施。為此，一要徹底清理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取消各種不合理收費，降低收費標準；二對一些由收費支持的經費開支，要采取措施，減少開支，提供新的經費來源；三要規定清理后保留的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十年不變，明確規定不再設立新的收費項目。

　　中國在20個省、市、區實行了稅費改革的試點，農民減負一般都在30％以上。但“現在的問題是稅費改革發展不平衡”，杜青林說，之所以存在這種不平衡，主要是關系到農村的資金問題。基層普遍存在的“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吃飯的人太多。維持這些人的工資需要相當的資金。

　　蕭灼基建議，免征農業稅后，縣級財政所需經費，以2000年為基數，原則上由省級財政轉移支付；一些財政困難的省份，由中央財政轉移支付。

　　期待財政支出傾斜

　　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方向應適度轉向農業

　　資料顯示，近幾年，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趨勢。以“九五”時期為例：1996年為8.82％，1997年為8.30％，1998年為10.69％，1999年為8.23％，2000年為7.75％。其中1998年比重有所提高，其原因是這一年發生了特大的水災。

　　這5年中，中國財政收入從1996年的7400億元增至2000年的16386億元，增幅達121％，但財政對農業支出只從700億元增至1231億元，增幅僅為75％。

　　蕭灼基認為這種情況是不合理的。為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生活條件，財政用于農業的比重應逐年有所提高。

　　蕭灼基建議，今后5年，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應該提高到“八五”期間的水平，即9％一10％。他說，農村公共建設，如修橋、修路、供水、排水、建廁、排污等等，往往實行“民辦公助”、“以工代賑”等方式，這是不合理的。

　　蕭灼基說，城鎮中這些公共建設，完全由政府出資，為什么農村卻由農民負擔呢?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農村各項公共設施，應由政府出資。農民提供勞動力，應付給工資；農民提供設備和材料，應按市場價格付款。這也是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

　　為農村教育減負

　　爭議是否免費供應農村中小學所有費用

　　蕭灼基委員說，農村初中和小學目前除了免收學費以外，學生家長要負擔各項雜費，還要負擔學生的書本文具費。這筆錢對城鎮家庭來說，負擔不重，問題不大，但對農民來說，卻是不小的負擔。他建議這筆費用由政府負擔。

　　按照2001年統計，全國農村初中學生3121萬，小學生8604萬，合計11726萬，如果每人每年平均需100元，大約需要由財政支出100億元。蕭灼基說，如果目前國家財政有困難，可以提倡各省、市、縣，凡有條件的地方先實行，以后逐步推廣，擴大范圍。

　　但全國人大代表周春艷不同意這個建議。她說，免掉農村初中和小學所有費用是好事，但國家財政能承受幾年？一年、兩年可以，那國家經濟下滑時怎么辦？國家財政負擔會越來越重。周春艷代表認為，可以免掉雜費，但不能免書費。農村里也是有富有窮，全部免掉費用有失公允。而且成本社會化，不利于計劃生育。她說，這個建議要慎重決策。

　　朱镕基談“三農”問題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朱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5年來主要工作體會的第三個方面是：堅持把解決“三農”問題放在突出位置，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

　　他說，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和放松。我們堅持把加強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進農業結構調整。二是深化糧棉流通體制改革。三是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四是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五是加強農村扶貧開發。六是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

　　朱基總理對今年政府工作的八條建議的第二條為“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全面發展”，他說，繼續把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