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投資運行的實踐充分證明，民間投資在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緩解就業壓力諸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從目前情況來看，民間投資仍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縛，其中，稅收政策不盡完善也是制約我國民間投資的因素之一。

　　首先，對小規模投資存在稅收限制，如在現行增值稅政策中，對一般納稅人的資格認定都規定了年應稅銷售額，凡從事貨物生產或提供應稅勞務的納稅人，年應稅銷售額在100萬元以上，從事貨物批發和零售的納稅人年應稅銷售額在180萬元以上。從目前民間投資額度來看，小規范投資占相當大的比例，由于“一般納稅人”的資格認定門檻設置過高，民間小規模投資不能認定“一般納稅人”，其銷售的產品及勞務就不能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許多商業機會將因此而擦肩而過，必然限制其發展壯大。

　　其次，在對有自營出口權企業實行分類管理時也存在稅收限制。我國現在對有自營出口權的企業在出口退稅管理上分了A、B、C、D幾類，具有A、B類出口退稅權的基本上是大型外貿企業，而小規模民營企業基本上屬于C、D類。由于對不同類的出口退稅權企業有退稅速度快慢不同，對C、D類的出口退稅速度比A、B類要慢得多，不利于小規模民間投資的資金周轉。

　　再次，對特定行業、項目的稅收政策支持力度不夠，也制約了我國民間投資的快速壯大。我國目前依然是一個農業大國，民間投資很大一部分依然在農業、農村、農民。據統計，從1985年到1999年的14年中，全國農業稅由42．05億元增加到423．5億元，增長了9．07倍，年均增長7．43％。同期農業總產值卻只增長了4．7倍，年均增長5．54％，農業稅收的增長超出農業總產值增長近2個百分點。投資農業回報少，農民收入增長緩慢。

　　此外，我國現行的稅收體制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三個稅種占全國總體稅收收入60％以上，而流轉稅主要是對投資生產、經營行為征稅，對投資課以重稅必然會抑制各種經濟組織和個人的投資，不利于民間投資的增長。

　　針對上述情況，應對癥下藥，加強稅收政策改革與創新，以促進民間投資。這可以從以下環節考慮：一是在稅收政策上全面實行國民待遇，降低“一般納稅人”和自營出口權的認定門檻，取消增值稅票使用和自營出口權A、B類額度的限制條件，加速“免、抵、退”政策運用，為小規模民營企業提供良好的服務環境。二是完善所得稅體系，加大對民間投資的支持力度。要建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制，將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和外國企業所得稅納入企業所得稅，對涉外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對新辦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實行同樣的稅收優惠，增強國內企業的競爭力，提高國內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鼓勵個人投資，對個人所得稅用于投資股票、債券或生產經營的，持工商、銀行以及證券機構等有關部門證明和因增加投資向稅務機關比投資前多繳稅款有關完稅證等，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核實后，可在個人所得稅中進行稅前列支或者按比例進行列支，以此鼓勵個人投資。三是強化對農業及其他特定行業實行優惠政策。四是進行流轉稅制改革，調低流轉稅稅率，降低流轉稅的稅負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