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的《個人所得稅法》不但不能發揮其應有的公平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而且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逆向調節，完全違背了其在整個稅制結構中應當承擔的職責。值得欣喜的是，《個人所得稅法》修訂草案現已被列入全國人大初次提請審議的21件法律草案中。從長遠看，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的調整和科學設計，不但可以有效緩解個稅對低收入階層的稅負壓力，起到安定社會的作用，而且還利于有效擴大需求、增加消費。

    提高起征點的多種因素

    當前的《個人所得稅法》弊端多多。如分類課征的稅制模式、雜亂的稅率安排、多級距且邊際稅率偏高的超額累進稅率設計等等，但最突出、影響最廣泛、討論最集中的問題是費用扣除標準過低的問題。人大代表這次的提議似乎也集中在提高費用扣除標準上。

    的確，改革開放25年來，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基本生活內容的組成有了不同程度的擴展。與1980年相比，各階層居民的基本生活費都成倍地提高了，有的甚至超過了50倍以上。這還不包括在當前就業壓力下，居民必不可少的職業培訓教育支出。個人所得稅設置費用扣除的目的就是為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提高費用扣除標準是居民正常生活的客觀要求。

    此外，居民基本生活費用的提高不僅有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更有物價上漲的消極因素以及若干體制變革因素。對于物價上漲部分，從道義上講，政府有義務根據物價上漲指數調整居民的基本生活費用扣除標準。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居民消費品價格2004年是1980年的4.35倍，所以，2004年的居民消費扣除就應當是1980年的4.35倍才能保證當前居民的生活水準不低于1980年。對于體制變革因素造成的居民基本生活費用提高的部分，從法律上講，政府也有責任將這部分支出補回到居民的工資中或增加到居民的基本生活費用扣除標準中。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通過體制改革取消了對個人的這部分支付，這部分支付改由個人負擔（生活的必需支出），那么，政府就應當在費用扣除中增加這一塊支出額，以保證居民可以維持正常生活。在實踐中，很多城市都根據本地的情況對個人所得稅的扣除標準作了適度調整。

    逆向調節之惑

    當前人們最大的抱怨在于：工薪階層是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主要力量。全國人大代表姜德明說：“現在個稅的65％左右都來自工薪階層。”也有資料顯示：在有些地方，工薪階層繳納的個稅已占當地個稅總額的80％以上。所以，在某些地方，個稅已淪為政府籌集財政收入的工具，完全喪失了稅收本應起到的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有的甚至還出現了“逆向調節”。

    所以，個稅改革首先必須明確個人所得稅在整個稅制結構中所應該承擔的職能和作用。如果人大只將其視為政府籌集財政收入的主要工具，那么，給出一個簡單劃一的費用扣除標準似乎是萬事大吉了。當然，眾所周知的是，個稅改革的目標是對費用扣除標準的合理確定。應該指出的是：即便費用扣除標準從800元提高到1500元或者更高，除稅務部門減少一定收入和居民個稅負擔略有減輕外，個人所得稅的整體現狀仍然不會得到太多的改變，工薪收入的高捕捉率特點仍然會使其成為個稅的主要承擔者。

    如果人大期望通過《個人所得稅法》充分發揮對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作用，進而輔助市場經濟健康、平穩運行的話，那么，人大對于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的修訂就應當在合理性的基礎上，強調其科學性。也就是說，費用的扣除應當充分考慮不同納稅人的具體負擔能力。另外，對于高捕捉率的工薪收入，政府應該給予適當考慮。如果我們尚無法有效遏制某些高收入者的偷逃稅款的行為的話，至少應該充分降低當前《個人所得稅法》的逆向調節傾向。

    客觀地說，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的提高，尤其是內容多而復雜的費用扣除標準的設計一定會在不同程度上減少政府稅收收入，增加個稅的征管難度和征管成本，也為稅務部門完成稅收任務帶來一定的困難。但從長遠看，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的調整和科學設計，不但可以有效緩解個稅對低收入階層的稅負壓力，起到安定社會的作用，而且還利于有效擴大需求、增加消費。富人有了錢就會增加儲蓄，窮人有了錢就會增加消費。這是一個非常樸素的道理。近兩年，在我國經濟增長快速發展、投資總量不斷增加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費明顯不足。而消費量的增加是整個經濟堅實發展的基礎。因此，擴大消費需求仍是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保持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首要任務。中國要想擴大消費，特別是擴大城鄉居民消費，不僅可以從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也可以從提高消費者對未來收入預期做起。從這個角度說，個稅調整的意義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