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關部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FDI）數據：全國實際利用外資下降了3.2%.面對FDI出現了5年以來的二次下降（1~5月首次下降0.8%），有關方面和媒體對我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的質疑又開始了。但真是兩稅合并的預期導致了FDI的下降嗎？答案恐怕并非取決于表面的一個或幾個點數，而應考慮諸多深層的影響面。

　　要看總量，更要作細量分析

　　我國實際利用FDI主要包括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合作開發企業等。前三類企業從今年上半年看，所占比例分別為：23.2%、2.8%和73.5%（合計為99.5%），而2004年這一比例分別為 27%、5.1%和66.3%（合計為98.4%），從中可以看出，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所占FDI的比重分別下降3.8和2.3個百分點，而外資企業則上升7.2個百分點。

　　再從與上年同期增減幅分析，雖然總量下降了3.2%，但合資經營企業從今年1月份起就進入了下降通道，合作經營企業則從2000年起始終處于下降通道中，而外資企業今年上半年則比上年同期增長了6.7%，呈現出所占比重和同比增幅同步上升的態勢。

　　再者，今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平均合同外資金額為406.3萬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21.2%，顯示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單項規模還在進一步擴大。

　　這一系列數據充分表明，當前實際利用FDI的增幅下降僅僅是一個表象，而外資對華FDI結構的調整才是我們應當關注的重點。特別是中國入世后，跨國公司看好在中國投資的前景，開始逐步轉變投資戰略。

　　美國經濟增長對我國吸引FDI形成負面影響

　　眾所周知，決定FDI流向的根本因素是在中國投資的回報率是否大于全球的其他地區。因此，分析FDI不僅要考評中國的投資環境，還要評估其他國家的狀況。特別是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上兩個吸引FDI的主要國家，中美經濟周期的變化，美元的升值、貶值和美國上世紀90年代后期技術革命的結束等因素與吸引FDI密切相關。特別是在7月21日人民幣升值前，由于盯住美元，人民幣有效匯率從2002 年至升值前貶值15.5%.而美國經濟從2004年起明顯進入上升周期，經濟增長勢頭強勁，勞動力市場看好，通貨膨脹也穩定在相對均衡區間，200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增長3.7%，2006年的經濟增速會達到3.4%，美元利率不斷調高，吸引了大量美資回流和分流了國際資本，這對我國吸收外資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從今年1~7月數據分析，美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數同比下降9.8%，實際利用外資同比下降29%.相反，來自原歐盟15國的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數卻同比增長16.8%，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長18.4%.

　　稅收優惠對FDI并非重要影響因素

　　“通常引資國政府的一些官員將稅收優惠列為吸引FDI的決定性因素的頭幾位，而跨國公司（MNCs）的執行官們卻并不這么認為。”這是Robinson先生發表的對205個跨國公司在67個國家和地區的365個投資項目所作的計量分析后考察報告的結論。確實，極大的稅收優惠或極低的稅負本身并不能吸引FDI.投資者在決定是否投資時，考慮的是可能影響投資回報率的所有要素，稅收優惠或其他降低成本的優惠措施很少能改變投資者因為該地區的主要缺陷而作出的不投資的決定。事實上，各種稅收優惠以及土地等類似優惠發揮作用的前提，取決于該國既能使投資者接受，又與其他競爭地點類似的情況下，后者包括：具有類似的吸引發展出口制造業的環境、擴散性強的內外市場、較高的勞動力稟賦等。

　　那為什么一些人覺得外資很看重稅收優惠這塊蛋糕呢？這是由于大量的跨國公司在考慮更基本的因素已決定投資意向后，為了利用稅收優惠使其預期收益最大化，他們會就任何可能獲得的稅收優惠進行討價還價。因此這是一種倒位認識的錯覺。

　　聯合國貿發會議在《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優惠稅收制度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導致在沒有發生實際活動相應轉移的情況下利潤轉移的可能性。一旦有一個國家引入這種制度，其他國家就會發現必須也采取類似的措施，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認為這種形式的稅收競爭是有害的，因為它扭曲了資本的流動，減少了稅基。”

　　有關數據顯示，2001年外資工業企業每百元銷售收入所交增值稅為3.37元，而同期國內工業企業則為4.64元。而且，外商投資企業關聯交易多，常使用內部轉讓定價手段避稅。“假外資”成為中國特有的現象，其結果事實上造成了我國財政收入的隱性流失。

　　因此，以“特惠制”取代“普惠制”，即稅收優惠政策不再泛泛地給予各類企業，而是集中在國家戰略發展和產業政策明確傾斜的產業或企業（既包括外資企業，也包括內資企業），不僅有利于我國的長期經濟安全，防止內資企業邊緣化，更有利于吸引新興產業和高端技術的外資進入我國，減少引進外資的盲目性，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資的水平。

　　因時而變，吸引FDI重質甚于重量

　　目前在中國的外商研發中心已經超過600家，世界500強企業在中國投資已經超過了 450家，說明中國市場的重要性。這些企業已經把發展全球經濟一體化作為理念，把鏈條伸向了全世界，而中國已成為其重要一環。因此，我們應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上下工夫，改善整體投資環境，重視吸引外資的質量和結構，這才是吸引FDI的根本之路。

　　兩稅合并對FDI而言，并不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而是一個新時期的發端。因此，無論是理論界抑或實務界，更應著重關注于對后WTO時期，一些初顯端倪的宏觀政策、稅收政策漏洞可能導致的對我國經濟全局的不利影響，以及錯誤的或不適當的稅收政策導向所造成的隱性財政收入流失的風險關注，并及時地研究糾偏和徹底解決的辦法，這些辦法應當是在符合WTO框架下法律途徑上，特別是在不斷完善稅收法律制度上加以考慮，更應當從經濟全局和我國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考慮，這才是其關鍵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