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疑團考問國資委 法人定位責任約束資信機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部長郭勵弘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從投融資角度對國資委提出了三條疑問。
郭勵弘說,國資委設立不久,接下來,31個省市自治區、265個(地)市也將陸續設立出資人代表機構。就形式而言,出資人已經或即將到位,但在實質上,如果從投資融資角度來看,夠不夠資格作為出資人代表,還要看三個方面。
首先,這些出資人代表機構是否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
國資委目前的定位是政府的“特設機構”,這意味著國資委是一個政府部門,但它又不是行政職能部門,也不是事業單位,它實際上是一個大型或超大型的控股公司、投資公司。但目前又沒有明確國資委具有企業法人地位。如果國資委不是企業法人,那么它就不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大量的投資決策將依然找不到責任者。
因此,目前的危險在于,很可能國資委的權責定位依然停留在原經貿委、企業工委、國資局等行政機構職能的簡
單捏合上,僅僅是把原先的八個分婆婆合成一個總婆婆,有量變而無質變。
其次,這些出資人代表機構是否受到責任約束。
在“分級所有、政資分開”的國資管理體制之下,各級出資人代表機構如何對企業的全部經濟活動進行有效督導,這完全是一個微觀管理問題,無非是外靠《公司法》等法規制約,內靠因地制宜的公司治理結構制約。但是,出資人代表機構本身接受哪些責任約束,卻是一個宏觀管理問題,它涉及到資本與同級行政的關系,行政與同級、下級資本的關系,資本與資本、資本與下級行政的關系等等。如果出資人代表機構得以像過去那樣,很方便地把隱性負債卸給基層政府,把顯性負債留給銀行,那么國有投資體制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變化。
目前的危險在于,很可能國資委未必能做到責任與權利的對稱。更何況還需要針對“分級所有、政資分開”這一全新的體制構架,積極推進相應的一整套制度建設。
最后是是否形成資信損益機制。
無論哪一類投資失誤,投資者不僅要承受資產損失,更還要承受資信損失;反過來,投資成功也會使投資者擴充資產、提高資信。市場經濟中,資信的重要性高于資產的重要性,所以很多情況下資產重組或債務重組的目的,在于拋售優良資產彌補到期債務。
但在我國,由于長期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加上軟約束,使得我們的國有資本反其道而行之,無論對于行政長官還是對于內部經理人來說,資產是要控制的而資信是無所謂的,資產重組的常規目標是把劣質資產及債誘因甩出去,保留尚屬優良的資產繼續操縱。因此,假如不建立資信損益機制的話,將很難制約出資人代表機構將來的動作,也很難保證出資人代表機構是否會依舊按照所有者缺位時的慣例行事。
鑒于此,郭勵弘建議,為了建立信用管理,應該責成中國人民銀行,主要基于包括商業銀行和政策銀行在內的各大銀行的呆壞賬記錄,分別評價包括國資委、31個省資委、265個(地)市資委在內的近300家出資人代表機構的資信等級,每年滾動公示。對這300家出資人代表機構建立起資信評級制度,將從投融資角度完善針對國資國企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
而根據資信評級的結果,中央政府就可以構建獎優罰劣、區別對待的宏觀管理體系。
地方政府的資本若有信用,可以增加銀行授信、允許財政擔保、允許發行地方政府或地方企業債券、允許增辦地方金融機構等等。地方政府的資本若無信用,則有可能失掉大部分融資渠道,甚至根本喪失投資能力,只能去吸引外商、民間、其他政府資本前來投資。
郭勵弘預見,在資信評級的初始階段,300家出資人代表機構將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但經歷過一段時期的資信競爭之后,難免有一些地方政府喪失融資資格,其投資功能只能局限于作出項目規劃,也必然會有一批地方政府資本脫穎而出,成為跨地區甚至跨國投資主體。這些結果都是正常的、可以預期的。但是根據資信獎優罰劣,將會使政府信用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至少在近期內,將使地方企業從賴賬攀比轉向還貸攀比。這將會為建立整個國民經濟的信用打下良好的基礎。
郭勵弘說,國資委設立不久,接下來,31個省市自治區、265個(地)市也將陸續設立出資人代表機構。就形式而言,出資人已經或即將到位,但在實質上,如果從投資融資角度來看,夠不夠資格作為出資人代表,還要看三個方面。
首先,這些出資人代表機構是否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
國資委目前的定位是政府的“特設機構”,這意味著國資委是一個政府部門,但它又不是行政職能部門,也不是事業單位,它實際上是一個大型或超大型的控股公司、投資公司。但目前又沒有明確國資委具有企業法人地位。如果國資委不是企業法人,那么它就不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大量的投資決策將依然找不到責任者。
因此,目前的危險在于,很可能國資委的權責定位依然停留在原經貿委、企業工委、國資局等行政機構職能的簡
單捏合上,僅僅是把原先的八個分婆婆合成一個總婆婆,有量變而無質變。
其次,這些出資人代表機構是否受到責任約束。
在“分級所有、政資分開”的國資管理體制之下,各級出資人代表機構如何對企業的全部經濟活動進行有效督導,這完全是一個微觀管理問題,無非是外靠《公司法》等法規制約,內靠因地制宜的公司治理結構制約。但是,出資人代表機構本身接受哪些責任約束,卻是一個宏觀管理問題,它涉及到資本與同級行政的關系,行政與同級、下級資本的關系,資本與資本、資本與下級行政的關系等等。如果出資人代表機構得以像過去那樣,很方便地把隱性負債卸給基層政府,把顯性負債留給銀行,那么國有投資體制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變化。
目前的危險在于,很可能國資委未必能做到責任與權利的對稱。更何況還需要針對“分級所有、政資分開”這一全新的體制構架,積極推進相應的一整套制度建設。
最后是是否形成資信損益機制。
無論哪一類投資失誤,投資者不僅要承受資產損失,更還要承受資信損失;反過來,投資成功也會使投資者擴充資產、提高資信。市場經濟中,資信的重要性高于資產的重要性,所以很多情況下資產重組或債務重組的目的,在于拋售優良資產彌補到期債務。
但在我國,由于長期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加上軟約束,使得我們的國有資本反其道而行之,無論對于行政長官還是對于內部經理人來說,資產是要控制的而資信是無所謂的,資產重組的常規目標是把劣質資產及債誘因甩出去,保留尚屬優良的資產繼續操縱。因此,假如不建立資信損益機制的話,將很難制約出資人代表機構將來的動作,也很難保證出資人代表機構是否會依舊按照所有者缺位時的慣例行事。
鑒于此,郭勵弘建議,為了建立信用管理,應該責成中國人民銀行,主要基于包括商業銀行和政策銀行在內的各大銀行的呆壞賬記錄,分別評價包括國資委、31個省資委、265個(地)市資委在內的近300家出資人代表機構的資信等級,每年滾動公示。對這300家出資人代表機構建立起資信評級制度,將從投融資角度完善針對國資國企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
而根據資信評級的結果,中央政府就可以構建獎優罰劣、區別對待的宏觀管理體系。
地方政府的資本若有信用,可以增加銀行授信、允許財政擔保、允許發行地方政府或地方企業債券、允許增辦地方金融機構等等。地方政府的資本若無信用,則有可能失掉大部分融資渠道,甚至根本喪失投資能力,只能去吸引外商、民間、其他政府資本前來投資。
郭勵弘預見,在資信評級的初始階段,300家出資人代表機構將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但經歷過一段時期的資信競爭之后,難免有一些地方政府喪失融資資格,其投資功能只能局限于作出項目規劃,也必然會有一批地方政府資本脫穎而出,成為跨地區甚至跨國投資主體。這些結果都是正常的、可以預期的。但是根據資信獎優罰劣,將會使政府信用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至少在近期內,將使地方企業從賴賬攀比轉向還貸攀比。這將會為建立整個國民經濟的信用打下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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