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基金的入股，財政部的增資，匯豐銀行參股，面向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不良資產，交行搶道瞄準年底上市

　　透過落地玻璃窗，便可以看到東方明珠塔在黃浦江東畔的雄姿，對岸曾是舊日繁華的金融商業區，歷經滄桑變遷，如今又再成為國內外眾多銀行的棲身之處。換一個角度，88層高的金茂大廈可收眼底——這里正是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中心。2000年落成的交通銀行總行大廈與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大廈比鄰而峙。

　　擁有近百年歷史、歷經滬上金融風云的交通銀行內部又將迎來一場劇變。5月底，交通銀行總行的各部門負責人得到口頭通知：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時任湖北省副省長的蔣超良接替殷介炎出任交行董事長，同時原交行副行長張建國也被任命為行長，以接替退休的方誠國。

　　人事更迭只是這場變革的序幕。隨著6月即將召開的股東大會的逼近，交行為時三年有加的重組引資工作已接近尾聲：來自社保基金的入股，財政部的增資，匯豐銀行的參股，面向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資產剝離，千頭萬緒，終將收于一端。盡管尚存有種種變數，但交行重組的基本構架已然確立。據悉，交行期待的上市時間表被設定在今年年底，可能早于為海外上市綢繆已久的民生銀行。這意味著一切將以今年6月底的年報為基礎進行財務披露。

　　較之中行、建行的注資，交行重組的手法更具市場意味；較之花旗銀行和浦東發展銀行、恒生銀行和興業銀行的聯姻，交行引資的手筆也更有實質意義。并非一氣呵成的交行重組方案，在盤根錯節的利益平衡中醞釀出臺的整個過程，再度折射著中國銀行業改革的困境與艱辛。

　　拼盤方案

　　5月底英國《金融時報》率先透露匯豐銀行即將參股交通銀行后，很快這一事件便成為財經媒體熱衷的話題。然而據《財經》了解，整體重組方案要遠為復雜，并不止是一個匯豐、交行之間私相授受的故事。

　　從股權結構而言，素有中國“第五大國有銀行”之稱的交行，涉及3000家以上的股東，其中包括第一大股東財政部，以及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型國企，其重組方案只能集各方合力而成，而其間的利益權衡更頗費考量；從財務數據而言，交通銀行2003年總資產已達9000億元以上，資本凈額為434.99億元，而不良貸款總額高達694億元，面對這樣一份報表，參股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施以援手，將其從不良資產的泥淖中拯救出來，有著嚴格投資紀律的外資銀行必要思量再三。

　　事實正是如此，自2000年籌劃上市以來，作為國有控股銀行的交行一直在謀求中央財政支持，力圖像四大國有銀行一樣得到注資處理不良資產，“打掃清房子再請客”。去年年底交行即向國務院遞交了重組報告，甚至一度被市場認為將作為“第2.5家”銀行與中行和建行一道享受外匯注資的政策，其具體安排為外匯注資的450億美元中，中行和建行分別獲得225億和200億美元，剩下的25億美元即用于交行。然而今年1月，國務院注資方案公布，交行并未位列其中。

　　此后更是多有傳聞，其中包括國家開發銀行有意進入交行的消息。事實上，自2003年底，交行開始通過財政部金融司與社保基金理事會接觸，希望由后者參股交行，最初的說法是“交行需要300億補充資本金”。盡管根據《全國社保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社保基金的投向只能是流動性較強的金融類資產。但歷經種種周折，社保基金投資交行幾成定局，只待國務院最終的特批文件，只不過入股金額降到了100億～110億元左右。

　　以占其總量7%左右的高比例進入交行，社保基金的選擇最終將以外資行的同步進入為前提。“如果外國銀行不進，風險過高，我們當然不會建議社保基金進入。現在，這是個好的投資項目了，因為社保基金等于可以‘搭便車’。”一位與交通銀行接近的投資銀行家告訴《財經》。

　　無論如何，社保的進入與外資銀行進入其實是“互為因果”。交行與外資的談判同步進行，終于在與匯豐的反復討價還價后達成協議。時至2004年5月底，交行重組的基本方案已然成形：首先交行將原有股東權益及利潤用于不良貸款撥備，然后由財政部、社保基金和匯豐銀行等外資機構分別注資補足其資本金差額。與此同時，由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以50%的價格收購交行約200億元的可疑類貸款，最終目標可使不良撥備覆蓋率由目前的13.5%大幅上升至70%以上（期望損失類覆蓋率達100%，可疑類75%，次級類50%）。

　　賬目期待

　　根據交通銀行最新公布的2003年年度報告，交行2003年末風險資產總額為5872.23億元；核心資本凈額為373.70億元，資本凈額為434.99億元；核心資本充足率為6.36%，資本充足率為7.41%.

　　自2002年聘請美國高盛公司擔任重組顧問之后，交行重組中必然地采納了國際標準，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連續審計其財務狀況已達兩年。按主管交行項目的高盛投資銀行部中國主管胡祖六的表示，“賬摸得很清楚，資產質量清楚了”。故此，其公開財務資料被認為是比較可信的。

　　同注資前的中行和建行一樣，交行7%的資本充足率是建立在交通銀行沒有充分計提壞賬準備的基礎上的，因而是一個虛高的資本充足率。交通銀行2003年底不良貸款為694.79億元，而準備僅為94.04億元，其中針對不良貸款的專項準備僅為13億元。這一水平遠遠低于國內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

　　重組方案的核心問題，就在于如何在計提完充分的呆賬準備后，仍能保證資本充足率達到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以上。據稱，交行在將原有股東權益用于撥備后，按照銀監會今年3月頒布的《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專項準備不能計入附屬資本”一項，交通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只有3%～4%.這意味著交通銀行補提了200億～260億元的呆賬準備（專項），也即原有股東享有的權益將由2003年底的406億元下降一半有余。

　　然而這一撥備覆蓋率離國際標準尚不可以道里計，即便與外匯注資后的中行相比（2003年報稱其撥備覆蓋率達74%）也嫌不足。交通銀行將祭出向資產管理公司出售200億可疑類貸款的計劃，目前最有可能的買主是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據接近交通銀行管理層的投資銀行人士透露，信達收購這部分資產定價，可能在賬面價格的50%.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價格，因為迄今為止，國內不良貸款回收率的最高紀錄也只有34%.

　　據悉，對于此間可能出現的差額，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目前提出了回收不足部分換成股權的要求，且已經為交行一方初步接受。“50%的價格實在太貴了，但如果回收不是部分能換成股權，非常非常合算！”銀河證券一位熟悉資產管理業務的高層在論及此事時有此評價。

　　在清理掉歷史陳賬后，交通銀行的賬目漸趨清澈：資本充足率降為3%～4%，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大幅上升，其中損失類100%，可疑類和次級類分別達到75%和50%.在這一前提下，社保基金和匯豐銀行將魚貫而入，各自以100億元人民幣左右的價格買下約20%的股權，而財政部也將斥資約50億元補充其資本金，維持其做為“國家出資人”的大股東地位。

　　倘若一切順利，到今年6月底，一個賬面資產干凈漂亮但股權關系復雜的新交行，一個國內銀行引入外資規模最大的新交行，將就此奠定。

　　坎坷交行

　　曾經擔任過高盛亞洲研究主管的胡祖六調任投資銀行部，直接參與的第一個項目就是重組交通銀行。雖然換了身份，胡祖六向《財經》談起對交通銀行的看法，讓人聽來更像經濟學家：

　　“其實，交行與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都沒有什么根本不同，管理模式、資產質量、風險控制體系，都沒有很大差別。但當時我們覺得，這個銀行規模不是很大，其歷史背景又是股份制，可能能做更多的嘗試，改革阻力相對小，就選了這家來做。不過，做得并不容易，因為中國的文化承傳是一樣的，環境也是一樣的。”

　　細考有百余年歷史的交行1987年恢復以后的道路，可以發現這家具備股份制之名的銀行，不僅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形神俱似，而且有其特殊的早期遭際。

　　誕生于金融改革路徑未明的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的交行，其創辦之初即按照當時“分權辦金融”的思路，采用了完全違背現代銀行管理基本原則的“二級法人制”。其相當一部分行由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企業共同出資主辦，一部分支行則為地方財政、基層單位和企業共同出資，有資格自行決策，各行其是。這種“特許經營式”的銀行結構固然使得交行資產規模迅速膨脹，但顯然難以控制風險，其遺患正是大量無人負責的隱性和顯性不良資產形成，至今仍是交行的沉重包袱。

　　自1993年開始，交行開始試圖將原來的二級法人制整合為一級法人制，改制后所有股權折股歸攏到總行。然而從體制上講，交行迄今為止尚未完全扭轉當初的兩級法人結構，分支機構負責人仍有較大權力，垂直管理和股份制改造更是遑論完成。而且當年折股時并未進行清產核資，而是各分支行統一按照1：1.25的比例換股，也埋下大量隱性的資產問題。

　　根據股份制公司指引，銀監會今年幫助交行制作了一個新的章程，準備在今年6月底召開的股東大會討論。根據該章程準備成立一個新的監事會，用以代表股東利益，以區別于以前由政府任命的監事會。交通銀行董事會辦公室的有關工作人員拒絕透露細節，但表示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事情會按部就班地披露。

　　現狀堪憂之處甚多，而交行尋求上市之路一直不甘人后。2000年初，交行向證監會提交了上市申請，計劃在國內A股市場發行15%的股權，預計籌資20.5億元人民幣。2001年1月，這一計劃即獲得了證監會、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務院的批準。

　　然而由于資產質量不濟，上市計劃最終擱淺。此后交通銀行改變策略，加緊內部制度改革和財務重組工作，2002年交行聘請高盛證券公司作為重組顧問。當年6月，國務院、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交通銀行引入兩名外資股東，同時規定所占外資控股比例合計不得超過15%.同時，在交行總行的14層，一塊新的英文牌子“overseas capital raising office”醒目地出現在樓道上，這就是后來每每為媒體稱引的“引資辦”。引資辦抽調了十幾個部門的人員組成，引資辦主任由發展研究部負責人吳太石擔任。吳太石表示對引資問題不便評論。

　　在接下來的2002年一年中，屢屢傳來“交行引資方案已成定局”的報道，然而始終是“但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引資顯然也并不如意料中那般順利。2003年年初，交行開始上報國務院，尋求政策支持，這包括人事、注資、工資諸多方面。政策面一如繼往地支持。除了組織部不同意放棄人事任免權，財政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都給予了肯定的答復：今年交行已經取消了勞動部定工資總額的慣例，財政部原則上也同意斥資助其核銷不良資產。

　　2003年12月交行召開第三屆董事會第八次會議，會議通過了財務重組方案及上報審批情況的報告。隨即交行向財政部上報財務重組計劃，對不良資產處置損失和非信貸損失進行重估，并尋求財政部的資金支持。

　　事后看來，雖然國家財政資金對于交行巨大的資金渴求未能予以滿足，但社保基金的出場最終使矛盾迎刃而解。不過，目前這一行為超出了《全國社保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范圍，仍需國務院特批。但市場預計，最后獲批是可以期待的。

　　引資拉鋸戰

　　盡管交行的重組方案輪廓已然確定，但各談判方仍在為細節的推敲而膠著。

　　“現在變數仍然存在，一是匯豐最終會不會進來，二是交行能不能按計劃上市。”一位交行高級經理人員對記者稱，由于各方進行的都是條件談判，推進起來仍備感艱難。

　　交行重組最初的邏輯并不復雜，在爭取國家財政支持化解歷史問題后，強力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力圖通過受讓較大股權予外資的方法，在財務重組的同時完成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

　　然而實際操作則遠為曲折。交行從2000年提出上市至今已逾四年，而聘任高盛為財務顧問尋求外資入股也有兩年，其間資本市場已數度起伏，交行的進展卻一直裹足不前。負責交行重組項目的除了胡祖六，還有一名投行部副總經理于凡。于曾負責過中銀香港的上市項目，目前同時還主持著民生銀行的海外上市項目。業內甚至傳來笑談，稱“于凡天生命苦，經手的每一個項目都好事多磨”。

　　然而實質問題卻在于“外資機構不會投進一個無底洞”，匯豐銀行一位人士分析道。在他看來，境內外投資者對銀行的價值判斷存在著一定差距：境內投資者不太看重銀行的凈資產，只要產生利潤能夠分紅即可；然而外資機構則從審慎原則出發，要求首先解決不良貸款問題，在一個清楚的財務報表上談價格。這最終決定了引資的次序：即先由社保基金參股填實部分資本金，再吸引外資入股。

　　對于交行的引資行動遲緩，外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原有對外資入股比例不超過15%的限制太過苛刻，隨著銀監會2003年12月對外資參股比例的放寬（一家外資機構不得超過20%，總體不得超過25%），實際情況即順利得多。

　　事實可能更為復雜。胡祖六在談到這一點時，頗有感觸地說，在中國搞戰略引資談何容易？歷史包袱、管理模式、文化沖突，都意味著高風險。

　　據《財經》從多方了解，對那些沒在最初的風險面前卻步的外資銀行戰略投資者來說，談判中想法甚多，其考慮包括交行過去的歷史包袱由誰買單、如何買單；包括雙方原交行資產的估值；還包括能否、及如何影響銀行的管理層，總之，是精密地考慮投資回報。而社保基金更類似于充當被動的金融投資者。盡管在多數市場人士看來，銀行資產被認為可帶來長期投資價值回報，但交行做為國有銀行畢竟存在諸多風險。因而，為確保穩健原則，必須考慮流動性，包括退出條款，諸如外資最終不能進入，抑或交行最終不能上市變現等等。

　　由于內外資雙方開列的條款有可能有所關聯；再加上新老股東間的利益權衡，其間協調難度可想而知。

　　價格問題更為復雜。由于最終的協議框架形成了財政部增資、社保基金和匯豐銀行入股三個不同的價格，各方又從不同的出發點考慮問題，這構成了目前方案中最大的變數。就目前情況看來，一個可能的安排將是，財政部以每股1元的價格增持，保證其大股東地位；匯豐將會以談判后確定的溢價參股。至于社保基金，則仍有變數：如果以“國家出資人”身份進入，社保基金當然可以拿到相對便宜的價格；而作為機構投資者，則只有通過談判付出溢價。由于交行與社保基金與匯豐的談判一直分頭進行，嚴格保密，目前無法了解確切區間。但據一般分析，社保基金的開價也會低于外資的價格。

　　由于價格問題關乎對交行前景的判斷，各談判方的財務顧問對交行給出的估值差距非常大，因而難以妥協。最終各種參數都被納入進來，“所有的問題都變成了價格問題，變成了以價格換條款”，一位參與談判的人士透露。比如說，無論交行日后是只發行H股（全部股權均可流通）還是發行A股（法人股可能面臨階段性流通障礙），協議中均有詳細條款確定了相應具體安排。

　　另一個問題在于，盡管現有的不良資產將用老股東權益進行撥備，已獲得一個相對干凈的報表，但對于近年來快速膨脹的新增貸款中可能出現的不良貸款，其風險如何分擔，亦是各參股方的爭執所在。早在2000年，民生銀行國內上市前即曾簽下城下之盟，稱如發現上市前新的問題，則由老股東負責。

　　最后，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的股權要求更是增加了整個方案的不確定性。相較之下，再度獲得政府援助的中行建行要幸運得多，據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一位高層官員稱，6月間央行將發行票據，以50%的對價來購買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的可疑類貸款，然后向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進行拍賣。這實際上是以央行為中行和建行提供了隱性擔保，從而使其財務狀況更加動人。顯然交行無法獲得這一優惠，因而只能接受以股權做擔保的安排。

　　在這場多回合的拉鋸戰中，一個曾經自詡“完整正宗”的重組方案，最終變得復雜多變。除財政部、社保基金和匯豐，是否有匯金公司等新的戰略投資者適度進入，也為接近項目的市場人士所揣度。

　　匯豐的選擇

　　交行此番重組的另一亮點在于，盡管參股方案費盡周折，匯豐仍將放棄其在全世界遵行的原則——只收購可獲得控制權企業的原則，而一舉將大筆資金投入交行。匯豐究竟發現了什么？

　　自2002年以來，高盛曾試圖與多家外方投資者接洽，從戰略投資者到財務投資者，“幾乎所有的可能性都試過了”。交行談判工作組的負責人、交通銀行副行長喬偉也放出話來，“除了出資比例受政策限制，其余問題只要外方愿意，都可以談”。

　　然而應者始終寥寥。到2003年下半年，進入正式談判階段之際，坐在交行對面的主要只有兩家銀行：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

　　渣打銀行于去年九十月間和交行進入正式的談判，此后，還聘請了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做盡職調查。在此之前，雙方只是一些禮節性的接觸，交行副行長喬偉曾數次飛往倫敦拜會渣打銀行的總部。此后渣打和交行的談判進行了兩輪。第一輪是去年第四季度，第二輪是今年一季度，每一輪差不多兩三個月的時間。渣打方面由其財務總監牽頭，帶了三四十人的一支隊伍過來談判，并于去年11～12月間對交行進行了盡職調查，對七八家分支機構進行了貸款抽樣調查。

　　據接近渣打銀行的投資銀行家介紹，調查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渣打的退出，特別是對交行尚未到期的新增貸款進行審核后，渣打對其潛在風險的估計并不樂觀，就連渣打的財務顧問瑞銀證券也曾向其進言，投資交行對渣打來說并不輕松。

　　值得提及的是，交行是渣打銀行在中國正式進行參股談判的第一家銀行，而以往渣打英國總部的管理層對中國的銀行并沒有深刻的認識。因此當渣打發現，無論是個人業務的客戶數據庫，還是企業貸款的客戶數據、風險評估數據，交行都很缺乏——這其實是中國銀行業的通病——時，渣打表現得十分吃驚。當時渣打也正在和韓國的韓美銀行談判并購事宜，相較之下，韓國的銀行在數據收集和披露方面要比中國的銀行好很多。

　　然而匯豐卻并未退縮。對此的一種解釋認為，渣打銀行至今尚未有明確的中國戰略，同時規模較小，難以承受投資交行的潛在風險。而匯豐對于中國有著更為長遠的打算，實力強風險承受能力也強，而且在談判中會設置一些詳細的保護性條款來消化風險。

　　對于在華的戰略，匯控董事、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艾爾敦日前接受《財經》專訪之際，即有明白的表述，“在未來一段時間，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會抓住。”

　　交行應當被視做一個機會嗎？匯豐目前已經擁有上海銀行8%的股份，但它還需要一家擁有全國性網點的銀行伸展其影響。另外一個可能的興奮點是，交行的信用卡業務比較薄弱，對于外資來說，這種從零開始的業務更受歡迎，因為較為容易地獲得實際控制權。而對于艾爾敦來說，“我們希望能夠集中為貿易領域提供銀行服務，也希望從事個人金融服務。”

　　盡管目前無法獲知匯豐與交行的談判細則，但在此次談判過程中，個人業務而不是對公業務的合作被放在了重中之重。業內人士不無猜測，匯豐很可能采用花旗銀行與浦東發展銀行在信用卡領域的合作戰略：花旗擁有在信用卡業務上的實際控制權，并簽有補充條款，一旦市場放開，花旗將實現對這一業務的控股。

　　對于匯豐的決心，市場也并非沒有疑慮。據說關于入股交行事件，匯豐內部也頗有爭執，一位匯豐的管理層人士就曾聲稱，匯豐比較像一家亞洲銀行，“它的中國戰略設計之宏大，大到寧可倒閉，也不會撤走”。

　　形格勢禁之下，交行的重組方案終于推衍而成，交行由原來的引資僵局中一躍而出，甚至可能超越中行和建行，成為率先上市的熱門題材。然而關于銀行重組上市的討論卻并不會就此告終。

　　在交行的重組過程中，社保基金理事會和匯豐均聘用了畢馬威對交行進行審計，渣打則聘請了安永，再加上交行自身聘用的普華永道，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已居其三。在這種全方位的測度之下，交行得以摸清自身資產的情況，這一行為獲得了業界普遍的正面評價。另一方面，作為戰略投資者引入的匯豐，盡管未能突破控股權的限制，也勢將對今后的公司治理結構改善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胡祖六如此評價這次接近于完成的重組：“這是個很好的嘗試。賬摸得很清楚，而且，相比其他幾家國有銀行，交通銀行引進的外國戰略投資者的資本最有可能達到一定規模，從而使之可能對未來的經營管理產生一定影響。”但他也覺得，如果國家能夠通過重組改革，進一步降低國有股的比例，則改革可能取得更大進展。

　　事實上，在此次交行重組中，原大股東財政部通過增資50億確保大股東地位的做法，也頗使部分觀察家難以索解。“其實一定要當第一大股東的心態大可不必。中國的關鍵，還是要建立穩健有效率的銀行，不在乎誰是大股東。何況就是有外資進來，中國還是絕對控股。交行本來不需要再讓國家出錢，中國銀行改革的財政成本已經非常高了。”他們承認此次重組方案的進步內涵，但也為其未能在民營化方向做更多嘗試覺得遺憾。此外，重組本身未能推進交行高層人事任免按市場原則進行更多嘗試，也與部分觀察家們的期望存有距離。

　　——或許，中國金融改革只能在“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或下）”的博弈中逶迤前行。-

　　本刊記者李箐、特約研究員李樹鋒對此文亦有貢獻

　　資料

　　匯豐、渣打銀行概況：

　　匯豐集團

　　匯豐集團的名稱起源于1864年7月（清同治三年）開始招股的香港上海匯理銀行，該銀行次年3月改名為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p.）并在香港正式開業。

　　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匯豐銀行調整經營戰略，改為通過購并當地銀行的方式在全球擴張業務。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間，匯豐先是著手擴展與香港毗鄰的東南亞地區業務，到1958年已在亞洲13個國家或地區設有37個分支機構。匯豐在內地有近140年的歷史，在內地13個對外資開放人民幣的城市中，匯豐在其中七個城市（上海、深圳、廣州、青島、大連、武漢和天津）設有分行，這七間分行現均已獲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準，向當地企業提供人民幣服務。匯豐這七間分行早已于2002年起向當地企業提供外幣服務。匯豐在內地共有九間分行，現惟有北京和廈門分行尚未申請人民幣業務。2004年5月18日匯豐獲批籌建蘇州分行，這將是匯豐在中國內地的第十間分行。

　　截至2003年12月31日，匯豐集團總資產為10340 億美元，自2002年12月31 日以來增加2760億美元，增幅36%.2003年12月31日，集團的第一級資本比率及總資本比率均維持強勁，分別為8.9%及12%.匯豐2003 年度錄得一般業務除稅前利潤128.16 億美元，比2002 年同期增加31.66 億美元，升幅33%.

　　渣打集團

　　渣打銀行是一家具有百年歷史的國際銀行集團，目前在全球55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有150年歷史的渣打集團業務起源于亞洲。渣打銀行是在華歷史最悠久的外資銀行，自1858年進入上海以來一直沒有離開。目前，渣打在中國內地設有7家分行和6個代表處，在上海和深圳向企業提供包括人民幣業務在內的多項服務，今年5月又獲準對中國居民開展個人外匯業務。

　　2003 年12 月31 日，集團總資產為1202億元，自2002 年12 月31 日以來增加72億元。集團的第一級資本比率及總資本比率均維持強勁，分別為8.8%及14.6%.一般業務除稅前利潤15.42億元，比2002 年同期增加2.8億美元，升幅22%.

　　本刊實習記者 林靖 整理

　　資料

　　外資銀行在國內并購情況

　　1979年第一家外資銀行機構——日本輸出入銀行經批準進入北京設立代表處，拉開了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序幕。1995年，中國向外資銀行開放的城市增加到24個。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速度不斷加快，與中資銀行的競爭與合作也全方位展開。

　　2001年底，匯豐控股有限公司便收購了上海銀行8%的股權，成為第一家吃螃蟹的外資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匯豐銀行等外資機構共占上海銀行總股份的18%.

　　2001年11月28日，國際金融公司（IFC）注資2700萬美元，認購南京市商業銀行15%的股份，從而成為該行第三大股東。當時，這是外資在中資銀行的最大持股份額。

　　2002年9月9日，國際金融公司（IFC）、加拿大豐業銀行與西安市商業銀行達成股權投資的諒解備忘錄，最終分別持有西安市商業銀行12.5%和12.4%的股份。加起來，外資持股比例已經超過去年底匯豐等三家外資金融機構持有上海銀行18%股權的先例。

　　2002年，匯豐以6億美元買下平安保險10%的股份。

　　2003年初，花旗集團獲得中國政府批準收購浦發銀行4.62%的股份，花旗集團持有這家上海銀行1.8075億股，成為浦發銀行的第四大股東，而花旗集團有權在2006～2008年增持浦發銀行股權至24.9%.

　　2003年12月，中國銀監會決定將單個外資機構入股的比例由原來規定的15%提高到20%；合計外資投資所占比例如低于25%，被入股機構的性質和業務范圍不發生改變。一些世界著名的銀行，如國際金融公司（參股南京商業銀行、興業銀行和上海銀行）、匯豐銀行（參股上海銀行）、花旗銀行（參股浦發銀行）、德國施威比豪爾住房儲蓄銀行（與中國建設銀行合資成立中德儲蓄銀行）、恒生銀行（參股興業銀行）的加入，使得多家中資銀行的股權結構等發生了改變。

　　2003年初東亞銀行參股民生銀行暫時擱淺。2003年新橋欲投資深發展，近日剛剛公告已經得手。另有報道說國際金融公司將斥資逾2億元人民幣參股民生銀行，有可能入股民生3%～5%的股權，由現有股東進行股權轉讓。

　　本刊實習記者 林靖 整理

　　輔文：“我們以長遠的眼光看待中國”

　　——專訪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總裁艾爾敦

　　□ 本刊記者 葉偉強/文

　　在眾多涌入中國的外資金融機構中，匯豐銀行的進入方式總是與眾不同。從平安保險到上海銀行，每每引起業內議論。更為人矚目的是，目前匯豐與交通銀行的談判已接近尾聲，倘無意外，這一中國銀行業最大規模吸引外資的案例將在近日完成。無論匯豐交行模式成功與否，這一事件都將會對中國金融業的走向發生重大影響。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匯豐控股董事、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艾爾敦（David Eldon）的行蹤，才顯得格外引人注目。5月19日中午1時20分，本刊記者在人民大會堂澳門廳如約見到前來出席“北京金融高層論壇”的艾爾敦。身材高大的艾爾敦始終神采奕奕，一舉一動顯得干脆利索。見面并沒有過多的寒暄，便直奔主題。

　　出于在中國開拓業務的需要，身為匯豐亞太區負責人的艾爾敦近年來頻繁往返于大陸與香港兩地，差不多每月都會來北京一次。據他稱，所拜會對象主要是金融主管部門以及潛在的合作伙伴。對于匯豐在中國的戰略戰術，艾氏此前鮮有公開論述。匯豐的公關部門更是事先預告“他不會公開談論這個話題”。然而不同的是，此次艾爾敦并不回避這一話題，對《財經》所提出的問題一一作答。

　　《財經》：匯豐對在中國開展業務是如何設想的？

　　艾爾敦：匯豐總是以長遠的戰略眼光來看待在中國的業務。匯豐不是最近才進入中國的；我們最早的中國業務，要追溯到1865年。在此期間，我們在這里既經歷過美好的光景，也經歷過困難時期。但對于在中國開展業務，我們始終非常熱切。

　　我們有很強的全球網絡，現在世界上80個國家都有業務。無論對于那些想從中國對外出口的、還是想從其他國家對中國進口的商業團體，在為他們提供服務時我們就有很強的競爭優勢。長期來看，我們希望能夠集中為貿易領域提供銀行服務，但也希望從事個人金融服務。

　　在未來一段時間，只要有機會——比如說我們被允許引進新的產品，或者開新的分支機構——我們就會抓住。當然，我們正在為匯豐在中國長遠的未來做準備，更為未來三四年中國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做計劃。我們希望可以做許多業務——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計劃開許多的分支機構。我們會著眼于其他途徑，比如說通過互聯網來做網上銀行。

　　《財經》：具體一點，你如何考慮你們對中小銀行的投資戰略？

　　艾爾敦：我們不會在很多中小銀行上投資。如果我擁有上海銀行8%的股份，又擁有一家北京的銀行10%的股份，同時還有另一家銀行10%的股份，那么就同時犯了幾個錯誤。首先，我需要將大量員工分配到這些分支機構中。更嚴重之處在于，這些銀行認為，既然我們擁有他們10%的股份，向他們輸入專業知識，就不能把這些專業知識給他們的競爭對手。所以，我們必須有選擇性地參與，而不能投資太多。

　　《財經》：除了上海銀行之外，是否考慮其他銀行？

　　艾爾敦：在世界上，我們參與任何一家銀行，都必須遵循一定的準則：我們必須能夠了解該銀行的業務；該銀行的財務信息必須透明，比如說，我們要看他們的不良貸款；這家銀行的業務必須對我們已有的業務有所補益。投資在和我們業務一樣的銀行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將同時擴展自己的業務。我們尋找和已有業務有所不同的銀行，這樣我們就能在服務組合中增加新內容。

　　《財經》：你們對于參與四大國有銀行有什么計劃？

　　艾爾敦：這要看是否可能。我不想就現在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作任何預測。現在的計劃也不能告訴你，以免我們的競爭對手知曉。

　　《財經》：匯豐會選擇大銀行還是小銀行？

　　艾爾敦：任何經濟體都既有大銀行，也有小銀行。大銀行的產品范圍更為寬廣；小銀行一般會集中于有專長的特定領域。大銀行和小銀行都有其發展的空間。不可能只有大銀行。

　　如果規則允許，我們可能發現一些小銀行更有吸引力，因為它所在的市場范圍是我們此前沒有進入的。我不是說，偏好于大銀行，或者偏好于小銀行；或者必須作出選擇：或者是大銀行，或者是小銀行。我們想對兩者都進行投資，而沒有一個僵化的理念，說我們只做某樣業務。作為銀行，我們成功的秘密之一是有彈性。我們有能力非常迅速地從一個特定的方向轉向另一個方向。這是我們在中國投資的思考方式。

　　《財經》：但大銀行的市場份額要比小銀行大得多。

　　艾爾敦：不錯。但是，投資大銀行意味著要把更多股東的錢投進去冒險。你需要權衡，什么是股東認為可以接受的。

　　《財經》：當外國投資者進入中國的銀行，這會產生什么影響，特別是對四大國有銀行？

　　艾爾敦：大多數外國投資者會簽署類似技術服務協議的東西，這意味著我們將同意為將進入的銀行提供銀行業務所有范圍的培訓。有時我們提供IT方面的技術支持，因為我們有非常精密復雜的銀行業技術。我們希望將員工派往銀行的稽核部門。這些人要看這些銀行是否在進行正確的銀行業務操作。另外，在董事會還有一些人，他們要確保董事會所得到的信息是準確，而且要經常提出問題。這很重要，董事們在不能確定的情況下必須經常提問題。

　　《財經》：可以確保如此嗎？

　　艾爾敦：如果外資機構派出董事，就有責任去非常挑剔地檢查他們在董事會層面所得到的信息。如果他們發現不妥，就必須要求銀行提出解釋，基于他們的經驗判斷，這些解釋必須合理。當然，總有漏網之魚。你必須做的，是試圖最小化這種可能性，并保證這不能頻繁發生。

　　《財經》：匯豐不但參與中國的銀行，還進入平安保險。你如何看待平安保險的IPO前景？匯豐還會進入中國資本市場的哪些領域？

　　艾爾敦：我們對其IPO的進程感到很樂觀。我們早就知道這遲早將會發生，早在我們和他們討論之前，甚至在我們投資之前，就已經知道這點。

　　我們想進入資產管理業務。這里說的資產管理，指的是管理基金。因為在中國，有時候資產管理公司指的是建立起來處理銀行不良資產的公司。這不是我所說的那種資產管理。至于具體的計劃，現在還是需要保密。但我想在這里發送一個信號：我們將要在中國開展這個業務。

　　《財經》：匯豐沒有參與處理中國不良資產的興趣嗎？

　　艾爾敦：我們并非沒有興趣。只是在這個領域，我們尚未發現感興趣的業務，但我們對此保持開放的心態。

　　《財經》：在進入中國的金融機構時，比如說銀行或者保險公司，你認為多大的股權比例對于匯豐來說是合適的？

　　艾爾敦：傳統上，我們總是希望占有大部分股權，最好是100%.但我們認識到，當前在中國這方面是有管制的。因此，我們還做不到。

　　《財經》：那么你們是否會按照管制規則的上限，盡可能多地控股？

　　艾爾敦：如果我們認為該公司是那種我們希望參與的，我們會這樣考慮的。現在在銀行業，我們只能買不高于20%的股權。當這個管制放松時，我們可能會買更多。但當我們可以買更多股權、但還不能有控制權的時候，必須小心在意。比如說，我們擁有30%的股份，如果銀行出現問題，就顯得我們對此負有很大的責任。對于我們來說，這是100%的損失。如果只有少于20%的股份，我們反倒不需負擔這么大的責任。

　　簡言之，我們的優先選擇，將是超過50%，從而我們能夠真的對銀行管理負責。現在我們只能忍受管制的現狀。如果管制發生改變，比如說，可以控制49.9%，而不是19.9%，那我們可能把這看成正面的事情來考慮，這比30%這個尷尬的數字要好。

　　《財經》：中國現在的銀行以30%的年增長率增長，你怎么看待這種情況？

　　艾爾敦：人們會因此而顧慮，銀行是否擴張太快。我想今天中國銀行的能力比三五年以前提高很多。監管者的能力也比以前好很多，會處理這種情況。也許某些方面有問題，但現在的問題會比以前少很多。-

　　輔文：交行的前生今世

　　交通銀行最早成立于1908年3月4日，總部設在北京。時值清政府末期，正是中國歷史巨烈變革之時。當時外商銀行進駐中國不僅攫取了中國鐵路的筑路權，還通過賠款的清償，控制了中國的關稅收入。國內的銀行很難與外商銀行相抗衡。在朝野一片要辦“自己的銀行”的呼聲下，1907年11月，清政府郵傳部正式奏請設立交通銀行。

　　交通銀行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負責借款贖回京漢鐵路。1908年12月，京漢鐵路收回，交通銀行完成了創辦的初期使命。

　　1928年，交通銀行總管理處由北京遷至上海。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政策，交通銀行所發行的貨幣亦被定為法幣。

　　1949年，交通銀行在國內的大量外匯資金陸續移至菲律賓交通銀行。上海宣告解放后，軍管會接管了交通銀行。1949年11月1日，經過接管和整編，交通銀行復業。業務重點是公營工礦、交通事業的信貸服務。該年12月，總管理處又由上海遷至北京。

　　1954年，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成立。根據形勢的需要，交通銀行自1958年起，除香港分行繼續營業，內地業務分別并入當地中國人民銀行和建設銀行，其內地各分支機構亦不再存在。

　　1984年底，上海市政府和國務院調研組聯合向國務院提出關于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的報告，提出要恢復上海作為太平洋西岸重要的經濟、金融和貿易中心城市的地位。同年12月，國務院調研組進一步建議“在中國人民銀行之下，設立一個新的全國性銀行，與4個專業銀行平行，總部設在上海，經營對內對外長期短期存放匯業務，可以與其他銀行業務交叉，允許在外地設立分支機構。”

　　1986年7月24日，國務院發出《關于重新組建交通銀行的通知》。通知規定，交通銀行為國務院直屬局級經濟實體，在基建、物資、勞動工資、財務、人事、外事、科技、文電等方面，在有關部門單獨立戶。交行總管理處實行總經理負責制。分支機構在總管理處領導下，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1986年勞動指標暫定為500人。

　　1987年3月18日，交通銀行重新組建后召開第一次董事會會議，通過《交通銀行章程》，規定交通銀行的開業資本金為人民幣20億元，分為2000萬股，每股為人民幣100元。股本由中央財政股、地方財政股和企業法人股三種成份構成。其中中央財政股由財政部代表國家控股，撥入資本金10億元，控股50%.以后，財政部又以中央財政股分得的股利逐年追加投資，以保持中央財政股一定的控股比例。

　　1987年4月1日，重新組建后的交通銀行開業，其總管理處二度由北京遷至上海。

　　交通銀行成立后的辦公地點在江西中路200號，位于上海浦西最繁華的南京路商業地段。這幢七層的洋樓在解放前曾是私營銀行金城銀行的所在地。解放后改為青年會。交行重新組建，上海市政府特別將這幢有歷史意義的建筑收回租賃給交行。

　　交行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其一，1987-1992年間，是交行高速發展的時期，機構、人員迅速增加。1987年資產規模200億元，1988年就達到400億元。由于當時實行二級法人制，90個分支行就有90個法人機構，潛伏了很多資產質量問題；其二，1993～1996年間。處于整頓治理過程中。當時的交行主要是被動式發展，資產規模從1000億元發展到3900億元，1994年交行試圖把多個法人變為一個法人，當時建立了資產負債比例制度，總分行內部管理體制；其三，1997年～2000年，亞洲金融風波后，交行進入成熟發展期。當時建立了內部信用評級制，對分支行建立崗位授權制度，對企業建立綜合授信制度，采用總分行聯動的辦法對所有的問題進行考核，60%的貸款采用了總分行聯動的做法。第四階段，2000年至今，提出上市，并開始著手引入外資。

　　歷任交通銀行領導人包括李祥瑞（原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戴相龍（現天津市市長）、王明權（現光大集團董事長）、殷介炎及方誠國。前三任均為董事長兼總經理（行長），殷介炎為董事長，方誠國為行長。5月下旬，交通銀行領導班子更換，新董事長為47歲的原湖北省副省長蔣超良，新行長為原工商銀行國際業務部總經理張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