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市場周刊》獲悉，兩會前夕，國務院召集證監會、人民銀行、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四部委商討用重典治市，將通過加強證券市場監管，進行誠信建設。其間重新檢討銀廣夏虛假陳述案、通海高科股票發行欺詐案、麥科特股票發行欺詐案、中科創業操縱證券交易價格案等四大舊案，對審理和判決這四大案的過程深入總結和反思，討探現有行政和執法體制協同運作中亟待完善的問題，不排除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從而重審四大案的可能。
　　
　　與此同時，證監會將協同司法機關，加大對違規券商的處罰，閩發證券與大鵬證券被列為重點查處對象。
　　
　　啟動審判監督程序
　　
　　銀廣夏、通海高科、麥科特、中科創業是中國證券市場上轟動一時的大案，對市場造成了惡劣影響。然而，這些案子最后的判決結果卻難有威懾作用。其涉案人員量刑最重的中科創業的丁福根，也僅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對于上述案件的判決，不僅為投資者詬病，兩會委員、代表的提案、建議也頗多微詞。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認為，上市公司頻頻出問題的關鍵在于當事人違規成本太低。成思危指出，一些重大案件的犯罪分子都判幾年就了事，更不用說發布虛假信息、內部交易這樣的事情，判刑的已經很少，判得又太輕，起不到威懾作用。
　　
　　對此，監管層也不是沒有考慮。《證券市場周刊》了解到，春節剛過，在國務院有關領導的主持下，證監會、人民銀行、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四部委的相關負責人就證券市場的監管和誠信建設進行了討論與協商。
　　
　　在會議上，證監會就兩會代表、委員提出的問題進行了匯報，其中包括對以前的證券大案的處理意見，特別提到中科創業操縱證券交易價格案。中科創業一案，重要涉案人員呂梁、朱煥良至今仍然逍遙法外，操盤手朱水祥被法院認定情節嚴重，已構成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由于已先期羈押，被判二年有期徒刑的朱水祥在宣判兩個多月后就恢復自由身，而該案其他涉案人員也大多在宣判前就獲釋了。除了重點提出中科創案外，會上還對通海高科案、麥科特案以及銀廣夏案進行了討論，認為這些案件根據目前的判決情況看，都判得太輕，不足以威懾違法亂紀者，對于這四大案件的主謀以及涉案人員，該抓的一定要抓，該重判的一定要重判。
　　
　　基于此，證監會將向有關方面上報有關這四大舊案的說明報告，由更高層面決定是否啟動審判監督程序，重審四大案件。
　　
　　會議還特別強調了券商問題的處理，尤其是一些券商被托管后，相關的負責人卻沒有承擔責任，給國家帶來重大損失，證監會將協助司法機關，加大對券商違法亂紀的情況進行調查。并明確將對閩發證券、大鵬證券兩家已經托管的券商進行重點查處，對涉案人員重處以儆效尤。
　　
　　重審的可能結果
　　
　　中科創業第一被告丁福根的主辯律師柴冠宏對四部委的動議并不驚訝：“法院可以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二審法院院長向審判委員會提交重審意見，這種情況下重審四大案件是可行的。”柴冠宏認為，重審可能主要針對在逃人員的加緊追捕、對以前法院判決認定事實以及適用法律的準確程度提出異議，以及還沒有了結的民事賠償。
　　
　　銀廣夏、麥科特、通海高科案件的主辯律師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對四部委的重審也覺得很正常：“如果監管部門認為判得輕，量刑或者事實認定有出入，可以啟動審判監督程序，這對打擊違法犯罪更多的應該是警示意義。”
　　
　　據法律界人士介紹，如果重審四大案件，將可能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審理，也可能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下級法院審理，但高院會對量刑做出具體的指導意見。
　　
　　目前，中國證券市場上包括造假、操縱股票價格等案件，還沒有嚴重量刑的，罰款也就是區區幾萬、十幾萬元，相對他們違規所獲得的收益，簡直就是九牛一毛。涉及四大案的證券公司至今沒有一家遭遇處罰，這樣導致大量違規違法之人有恃無恐。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法律對于證券犯罪量刑過輕。此次重審能否重新量刑？刑期又能不能起到應有的威懾作用？
　　
　　“現在無論是《刑法》還是《證券法》，對中科創業這樣案件的量刑都沒有超過5年，所以法院只能判處5年以下。”柴冠宏對《證券市場周刊》表示，“但是，特別的可能除外。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對此專門出司法解釋，這樣四大案件重審將可能重新量刑。”也有法律專家指出，現行法律對四大案適用條款的量刑期是重是輕關涉法律本身是否修改的問題。只要現行法律不變，對四大案重審及重判的操作性都比較小，除非發現新的證據，按新的條款量刑。現在能做的只是能結案的盡早結案，對在逃的加緊抓捕歸案。

    重審的符號意義
　　
　　“如果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也將是一個漫長的重審過程。”四大案件的主辯律師坦言，這是國家加大證券犯罪打擊力度的一個開始。
　　
　　“重審四大案對違法亂紀者具有標志性警示意義。”著名經濟學家韓志國對四部委通過重審四大案來推動股市誠信建設表示憂慮：“如果不能從制度上根除造假，很難建立起真正誠信、和諧的股市。”
　　
　　“四大案件可以說濃縮了中國股市造假、操縱最真實的一面，也反映了中國股市深層次的弊端。”韓志國認為，以前對四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但沒有全部歸案，對已經歸案的人員量刑也偏低。韓志國認為，現在的法律，對于證券市場的違法亂紀的懲處，原則性太強，操作性太差，像通海高科這樣集體造假的企業，居然有人進行無罪辯護，對于中科創業的操縱證券交易價格案，也很難以判定就是坐莊，因為沒有具體的量化標準。
　　
　　“在制度建設沒有完善之前，通過監管來強化誠信建設是很困難的。”韓志國認為，現在股市就是一個圈錢的市場，上市公司先天不足。在監管層層面，融資為制度之本；在上市公司層面，包裝為登場之橋；而中介機構、監管層、上市公司三者之間公關為制勝之道。這種扭曲的邏輯縱容造假，上市公司就是沖著圈錢而來。韓志國認為，上市公司首次融資后還有再融資，造假的制度成本太低。再加上對企業家能通過市場兌現的激勵機制的缺失，導致很多企業老總，正門不通走偏門，勾結莊家，發布虛假消息，爆炒股票。韓志國認為，一旦發現違法亂紀就應該重處，可是至今難以看見造假者，操縱股票者傾家蕩產，所以這樣靠打擊現有的違法亂紀者，只能起到威懾作用，如果從上市公司一上市開始就加強監管，提高違法成本，讓投資者一開始就放心，那樣才能逐漸樹立誠信。
　　
　　業內人士認為，與其重審陳芝麻、爛谷子的陳年舊案以儆效尤，不如切切實實監管好目前的市場，讓違規者無處遁行，讓違法者承擔后果。而重新檢討四大案，更深層的意義在于更有效地加強證券市場監管，控制金融風險。
　　
　　背景資料：審判監督程序
　　
　　據《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提起審判監督程序有3種情況：①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生效的判決、裁定，發現在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時，必須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審判委員會審查后，認定確有錯誤時，應當決定重新審判。②最高人民法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時，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③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時，有權按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發現同級人民法院或者上級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時，報請上級人民檢察院抗訴。
　　
　　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應當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如果原來是第一審案件，應當依照第一審程序進行審理，所作的判決、裁定，可以上訴。如果原來是第二審案件，或者是上級人民法院提審的案件，應當依照第二審程序進行審判，所作的判決、裁定，是終審的判決、裁定。
　　
　　四大舊案進展
　　
　　銀廣夏虛假陳述案：
　　
　　2001年9月16日，寧夏自治區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銀廣夏刑事案做出一審判決，原天津廣夏董事長兼財務總監董博因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原銀川廣夏董事局副主席兼總裁李有強、原銀川廣夏董事兼財務總監兼總會計師丁功民、原天津廣夏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閻金岱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3萬元至8萬元；深圳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劉加榮、徐林文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二年零三個月，并各處罰金3萬元。隨后，投資者發起了民事索賠。2004年年底，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首例民事賠償案判決，被告賠償原告各項損失110672.05元，但銀廣夏公司卻無力賠償。
　　
　　通海高科欺詐發行股票案：
　　
　　2003年12月20日，長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第二次開庭，對通海高科欺詐發行股票案做出一審宣判。通海高科被判處罰金人民幣1688萬元；邢彥文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李長有、黎金源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許木、張思懷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簽字會計師宋志剛、簽字律師劉敬華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簽字會計師謝德章、簽字律師王冬艷分別被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隨后，許木又因涉嫌貪污，再次被起訴。
　　
　　中科創業操縱證券交易價格案：
　　
　　2003年4月1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中科創業操縱證券交易價格案一審公開宣判，以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判處上海華亞實業發展公司罰金人民幣2300萬元；以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分別判處丁福根、董沛霖、何寧一、李蕓、邊軍勇、龐博等6名被告人四年至二年零二個月有期徒刑，并對丁福根、邊軍勇、龐博分別判處罰金50萬元至10萬元。
　　
　　麥科特欺詐發行股票案：
　　
　　2002年7月17日，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麥科特欺詐上市案的庭審結束，但法院沒有當庭宣判。最后的判決結果也沒有見諸公開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