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棄季度收益指標，綜合報告才是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實施強制性的綜合報告制度及停止發布季度收益指標將幫助在2020年前實現可持續資本主義，阿爾戈爾（Al Gore）和大衛布拉德（David Blood）這樣說道。

　　我們已經在改善可持續發展指標的報告上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比如碳排放披露項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及全球報告倡議組（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但是，由于公司的財務表現及長期前景之間缺少清晰的關聯，所以絕大部分的信息披露都沒有讓投資者認為值得大量使用。

　　此外，一些能夠衡量非財務數據的公司（有些已經因為內部原因這樣做了）不愿意發布任何超出監管要求的信息，因為他們擔心這樣做會對對手有幫助或者會增加自己面臨法律訴訟的危險。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制定新的法規來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的原因之一。

　　基金經理下面的分析師很少擁有對非財務指標進行自下而上分析的能力。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大部分人指望第三方評級機構來分析公司的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給他們提供評級結果，供其解讀。

　　現在已經有100 多家評級機構提供這樣的建議，但是質量及評級系統的值卻有很大差異。我們對那些主流數據公司（比如彭博社和湯森路透）在向可持續發展邁進上所做出的承諾表示贊賞，并支持他們在提高標準化以及改善質量上做出的努力。

　　但是，我們認為優秀的公司是那些不僅在內部已經建立了可持續發展與財務業績的聯系，而且還將他們的分析與投資人進行分享的公司。

　　綜合報告制度提供了一個框架，這個框架可以確保公司擁有可持續的戰略，并且能夠通過市場約束來改善自身的內部決策。少數公司已經開始在其年度報告中將可持續發展與財務指標掛鉤，清楚地顯示出這兩者的關聯，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充實可持續資本主義的商業案例。

　　由于私人持股公司在報告上擁有更大的靈活性，所以他們有機會來引領綜合報告的發展。許多的全球私募股權基金，比如KKR 和 Doughty Hanson，已經開始逐步改善其投資組合公司的可持續性，并正對可持續發展指標進行報告。這些基金公司能夠做得更多，并且可以說服那些愿意對這些活動的財務收益進行報告的公司在上市前也這樣做。

　　我們支持哈佛商學院的Bob Eccles 教授、國際綜合報告理事會（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以及英杰華環球投資（Aviva Investors）在推動綜合報告領域的發展上所付出的努力。雖然他們在塑造這一新生理念、鼓勵公司采取自愿行動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都清楚只有當綜合報告被強制執行時，才會發生顯著的、廣泛的變化。

　　雖然這種政策干預將因國家而異，但是，各國的證券監管者及證券交易所卻非常適合去監督對綜合報告提出的要求。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率先樹立了一個典范，該交易所在2011年做出一個決定，要求所有上市公司要么撰寫綜合報告，要么解釋不能這樣做的原因。即便如此，這僅是綜合報告強制執行所邁出的第一步，因為有關ESG 信息（環境、社會及治理）的報告標準以及它與財務指標的關聯需要不斷地被細化。

　　關鍵是，報告所提供的信息對投資者來說是重要的，并且與特定行業及公司相關。如果不考慮兩個行業的差距，僅采用千篇一律的形式是不夠的。會計師必須作到對非財務信息進行的審計和對財務數據指標的審計標準是一樣的，并對這兩種信息提供綜合鑒證。

　　我們建議相關的監管機構對上市公司強制實施綜合報告制度，我們鼓勵這些公司在相關法規頒布以前在短期內自愿地提供綜合報告。我們還鼓勵投資者，包括私募股權投資者，要求其投資組合公司也提供綜合報告，并將它納入自己的投資決策中。我們也對私人持股公司做出的提供綜合報告的承諾表示支持。

　　季度收益指標

　　停止發布季度收益指標是在2020年前加速可持續資本主義發展的又一個關鍵行動。

　　在當代世界中，我們在政治、文化、商業及其他領域上常常著眼于短期。尤其是企業，現在，大部分管理人都選擇關注短期利潤，而不是可持續性的長期增長。我們一直都知道產生這種扭曲行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投資者行為、激勵計劃及商業文化都鼓勵公司高管們去關注企業的短期收益。

　　投資者對那些關注長期價值創造的上市公司的CEO 們越來越不耐煩了，他們急于懲罰那些短期表現欠佳的股票，即使這種欠佳的表現是在長期投資計劃的背景下發生的。

　　在許多情況下，公司滿足季度收益指標的能力要勝過CEO 的長期績效激勵計劃，所以，這使得CEO 更難讓投資者去關注長期策略。

　　一項由Murad Antia、Christos Pantzalis 和 Jung Chul Park 進行的實證調查顯示，實際上，CEO 決策的前瞻性越短，與之相關的“企業代理成本越高、公司估值越低，信息風險程度越大”。

　　一項由John Graham、Campbell Harvey 及 Shiva Rajgopal 進行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個項目會把季度收益拉低到普遍認同的預期指標以下，即便其凈現值為正，78% 的管理者都會拒絕這樣的項目。令人驚訝的是，80% 的管理者會以犧牲長期股東價值為代價，通過削減自主支出（包括研發及營銷支出），日復一日地緊盯著短期指標。這種做法只能夠應付短期，而不能應付可持續的發展。

　　John Asker、Joan Farre-Mensa 及 Alexander Ljungqvist 的研究揭示，這一損壞價值的習慣清晰地顯示在那些能夠反映出以下現象的數據上：當投資收益不按季度實現時，上市公司的投資速度會是私人控股公司的一半。研究還顯示，當個人公司在公有制及私有制之間轉變時，也會出現這一現象。他們的觀點顯而易見，這種做法使得上市公司開發新商業機會的能力相比之下更弱。

　　不提供季度收益指標將幫助一些公司減輕管理者們的壓力，他們無需按季度實現財務預期，而且這還能使他們以長期盈利能力為目標來著眼業務發展。

　　然而，由于大多數上市公司都提供季度收益指標，所以對那些想要結束這一做法的CEO及董事會來說存在“集體行動”的問題。盡管有人批評，少數CEO 已經決定停止發布收益指標并且公開談論投資者們應該從企業管理層的時間跨度中期待哪些結果，我們對此表示贊賞。對其他公司來說，甚至是對整個行業來說，季度指標可能是恰當的，但是決定提供季度指標應該是一個合理策略的一部分，而不僅是對市場普遍習慣的一種不假思索的反應。

　　我們建議將那些已經停止提供季度收益指標的CEO 以及那些有此意愿的CEO 團結起來，并以此作為催化劑來改變這一做法。

　　人物介紹：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是世代投資管理公司的共同創始人及董事長。世代投資公司是一家關注于新的可持續投資方法的合伙企業。同時，戈爾還是“氣候現實項目”（Climate Reality Project）的主席，也是《瀕臨失衡的地球》（Earth in the Balance）、《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蹂躪理性》（The Assault on Reason）以及《我們的選擇： 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Our Choice： 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的作者。此外，由于“向全世界告知氣候變化帶來的危險”，他還是2007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共同獲得者。

　　布拉德——是世代投資管理公司的共同創始人及高級合伙人。此前，他在高盛工作18年，于1999 至2003年間擔任高盛資產管理公司的聯合CEO及CEO.此外，他還兼任Harvest Power、New Forests、SHINE、Social Finance UK、Social Finance US 及 the Nature Conservancy 的董事會成員。

　　——摘自ACCA《財會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