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主播巨額補稅背后，釋放怎樣的監管信號

　　12月20日，杭州稅務局發布消息，頭部網紅主播在2019年至2020年期間，通過隱匿個人收入、虛構業務轉換收入性質虛假申報等方式偷逃稅款6.43億元，其他少繳稅款0.6億元，總共罰款13.41億元。

　　巨額的罰款掀開了主播高收入的面紗。主播“補稅潮”已經到來，對頭部主播的追繳釋放了哪些信號？不同的罰款倍額意味著什么？常見的主播偷逃稅方式有哪些？未來如何將直播帶貨納入稅務體系？

　　頭部懲罰釋放嚴查、公平稅負信號 主動補繳從輕處理

　　1、針對頭部主播的偷逃稅處罰，針對帶貨主播的補稅潮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表示，主播接連爆出這樣的問題，說明整個直播行業存在較為嚴重的偷逃稅問題。這主要是因為直播行業這兩年迅猛發展，面對新業態的出現，無論是主播自身的納稅意識，還是稅務征管都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各方面準備不足，因此出現了一些漏洞。

　　而頭部主播作為數一數二的主播被罰，彰顯了稅務機關嚴格執法，公平稅負的決心，“法律不會因為你是頭部，就享受特權。頭部的偷逃稅款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對分配公平的破壞和危害也更大，而對頭部的曝光，會起到更好的警示震懾作用。”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說。

　　2、從罰款總額上看，網紅主播總共被罰13.41億元，在個人偷逃稅罰款史上屬于什么水平？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表示，13億元補稅罰款已經是個人偷逃稅有史以來數額最高的一例。這表明少數高凈值人士偷逃稅款的數額可能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從7億元的逃稅數額反推，薇主播這兩年的收入可能在20億-30億元之間。

　　由此可見，隨著直播經濟體量的增大，如果監管不跟上，國家的稅收流失將會非常嚴重，同時還會給社會公平帶來非常大的傷害，也會對培育正確的社會價值觀產生不良影響，因此稅務部門應當根據經濟業態的變化，實時調整稅務監管的方向和重點。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認為，保證稅收分配公平，整頓市場秩序，營造一個法治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實行共同富裕，都需要加大對高收入階層的調節力度，這也是稅務機關要完成的使命。

　　3、為何對網紅主播的罰款會有0.6倍、1倍、4倍三種不同倍額？

　　根據杭州稅務局的公開數據顯示，網紅主播7.03億元偷逃稅款中，其中主動補繳的為5億、主動報告的0.31億，對此部分罰款0.6倍計3.19億元。而隱匿收入偷稅但未主動補繳的0.27億元，處4倍罰款計1.09億元；對虛構業務轉換收入性質偷稅少繳的1.16億元，處1倍罰款計1.16億元。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解釋，按照法律規定，偷逃稅行為罰款倍數為0.5倍-5倍。對于主動補繳的，會從輕處理，比如對薇婭按接近處罰下限懲罰，也就是0.6倍。但如果隱匿收入且未主動補繳，欺騙性很強，屬于情形惡劣，就要從重處罰，所以給了4倍的處罰。而對虛構業務轉換收入性質逃稅，由于稅務機關容易找到線索開展稽查，給予相對較輕的1倍罰款。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表示，不同倍額的罰款表明稅務機關在執法過程中，既要嚴厲查處，又要依法查處，保護納稅人的權利。查處的目的不是為了制裁而制裁，目的是督促依法納稅，規范稅收秩序，也是給予對其他主播人的警示作用，督促整個直播行業主播自查自糾，主動補稅整改。

　　4、目前，帶貨主播通常的偷漏稅方式主要有哪些？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稱，目前帶貨主播的偷逃稅方式基本一樣。一種是隱匿個人收入，通過隱瞞個人實際收入或者少申報的方式少交稅款。還有一種常見的就是，通過設立工作室將勞務報酬轉化為經營所得，并且在一些稅收洼地享受地方財稅優惠政策，再通過核定征收的方式降低稅率。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介紹，如果按照勞務報酬稅率最高可達45%，但是轉化為經營所得最高稅率為35%。同時，企業經營所得可以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核定征收就是按照規定的應稅所得率征收稅款，通常可以把實際稅負降低到10%以下。

　　但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同時表示，核定征收應當是在沒有賬或者是在假賬的情況下才能適用，應當建賬而不建賬或者已經建賬而采用核定征收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由于目前國家對核定征收還沒有統一標準，只是各地方出臺了相關征收辦法，且標準不統一，主播們正是利用了這個漏洞，所以對于稅收洼地和核定征收，也應當予以治理。

　　國家要凈化直播帶貨行業，到底如何對其科學征稅？中央財經大學教授、稅收籌劃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表示，國家也在不斷探索和調整稅收政策與征管模式。直播帶貨行業是新興行業，新生事物需要在規范中發展，發展中規范，發現問題要及時處理。國家還是鼓勵直播帶貨行業發展，同時還要加強稅收治理、加強全方位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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